1957年10月25日，李克农吃完午餐后，自感头昏，便想出去透透空气，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头晕脑胀，顿觉浑身无力，紧接着，一头摔在地上，失去意识。

1957年10月25日，那是一个北京秋阳正好的下午，58岁的李克农刚刚吃过午饭，坐在家中批阅文件。

这位将军的生活，仍和往常一样紧张有序，他午餐只吃了半碗阳春面，还专门嘱咐炊事员少放盐，这自然是考虑到他的健康问题。

实际上，仅仅三天前的体检，医生就已经发现他的血压飙升至180/110mmHg，并反复警告他一定要控制情绪、注意休息，但他依然选择把精力用在工作上。

13时15分左右，李克农放下了手中的钢笔，揉了揉太阳穴，似乎有些疲惫，这一细节，被当值的警卫员清楚地记录在值班日志里。

过了不到十分钟，他准备用院子里一阵秋天清新的空气稍微放松身心，就在他刚跨过门槛的一刹那，突如其来的头昏让他迈出的步伐停住了。

他右侧的肢体顿时无力支撑，随即整个人向后倒去，后脑着地，失去了意识，从他倒下的这一刻起，一场紧张的抢救迅速展开。

家人和工作人员立即拨通了协和医院的电话，医院方面很快意识到患者身份的重要性，冯传宜，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随即接到任务。

他在多年后的回忆口述中提到，当时电话里只有寥寥几句暗语表明情况：“特殊患者，紧急需要抢救。”

赶到现场后，冯主任第一眼注意到李克农瞳孔不等大的表现，这种典型症状几乎可以让他立即确诊——脑干出血。

李克农被紧急送往医院时，情况已十分危急，根据当时参与会诊的苏联专家罗申诺夫的记录，患者的脑脊液中带有淡红色，显示颅内出血量约有15毫升，这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意味着危险至极。

尽管如此，医护人员依然不敢有丝毫松懈，当天夜里，情况进一步恶化，李克农突然出现呼吸暂停，周总理也亲自打来电话，语气坚定：“要用一切手段。”

医院迅速采取了当时较为先进但风险极高的疗法，试图降低他的颅内压，以争取更多时间，然而，即便措施在技术上成功地起效，李克农依然陷入了昏迷状态，很长时间毫无反应。

直到昏迷进入第三天，有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他的右手忽然不自觉地动了起来。

身边的医护人员和秘书都注意到了，迅速将铅笔递到了他的手中，李克农颤抖地在纸上画出了一些线条，秘书沈安娜回忆，那些线条杂乱无章，刚开始没人看懂。

然而，仔细辨认后，大家渐渐发现，那竟似是朝鲜地图的轮廓——李克农发病前正在处理的，正是三八线的勘界文件。

这微弱的涂画，仿佛他内心深处还在挂念那些未完成的任务，即使已经在昏迷与苏醒的交界线上挣扎，职业的本能也将他的思绪牢牢系在责任之上。

随着时间推移，李克农虽然逐渐恢复意识，但脑干出血留下的后遗症无法避免，他的右侧肢体几乎完全瘫痪，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

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工作，对文件的批阅与重要决策的参与，仍是他每日的“必修课”。

为了让他更加方便地继续工作，医疗团队和工作人员特意为他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架，可以把重要的文件固定在架上，确保李克农的目光能够轻松聚焦。

这样的日常并未改变他对周围世界局势的关注，1961年听取一次台湾情报汇报时，他突然止不住地流泪，而这仅仅是他身体慢慢恶化的一个缩影。

大脑与身体的失衡逐渐摧垮了他，直到1962年的冬天，他的健康终于彻底衰竭，医护记录显示，病症本身伴随着长年累积而来的劳损，成为最终无可逆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