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教授最近说的话真挺让人警醒的 —— 国内有些高校法学院里，确实有一批人不对劲，根本不是真心做学问、护权益，反而跟着外来的歪风跑，成了某些不良倾向的代言人。我是一所双一流高校法学院的青年教师。
这事儿说起来，我得先讲讲我手里这本讲义。封面磨得发白，边角卷了又卷，封底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火车票——北京到西安，2015年7月。那是我硕士毕业那年，导师老周送我的。他说：“小刘，以后你上讲台，遇到学生问‘法治到底该信谁’，你就翻翻这本东西，别让外头那些花里胡哨的理论把娃们带偏了。”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口唠叨，直到这几年，我才慢慢品出他话里的分量。
刚入职那会儿，学院里有个姓吴的老教授，公开课讲西方宪法判例，讲得眉飞色舞。台下学生鼓掌，他得意地敲黑板：“你看看人家，立法技术多成熟，咱们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我坐在后排，手里攥着那本讲义，心里直犯嘀咕——技术归技术，根子上的价值观能一样吗？课后我找他聊，想探讨一下比较法的尺度。他笑着拍拍我肩膀：“小刘啊，你还年轻，多看看原版判例集，别老盯着咱自己那点东西。”
吴教授这番话，听着客气，骨子里透着一股子“西方就是标准”的劲儿。后来我慢慢发现，学院里像他这样的不止一个。有个姓林的副教授，专讲外国司法审查，课堂上直接引用某位西方学者的原话，说“宪法是约束权力的网，但只有网是不够的，还要有网外面站着的人”。学生追问“这个外面站着的人是谁”，他避而不答，只含糊说“等你读博再讨论”。我后来查了那学者的背景，好家伙，人家可是公开给某些分裂势力站过台的。林老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知道，但他装不知道。
更让我上火的是上个月一次学术沙龙。院里几个青年教师聚在会议室，话题是“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本来说得好好的，突然有个姓赵的讲师站起来，甩出一份英文报告，说“某国际组织刚发布了全球法治指数排名，咱们国家排在……大家心里有数吧”。接着他开始滔滔不绝，讲什么“正当程序缺失”“司法独立性不足”，越说越起劲，旁边的几个年轻老师居然跟着点头。我当时实在憋不住，敲了敲桌子说：“老赵，你那份报告里采样的数据源是哪几个？案例库收录了多少咱中国的诉讼文书？指标权重谁定的？”赵老师愣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反驳我说“人家是公认的权威机构”。我又追问：“权威机构就不需要检验吗？你拿来就用，不考虑量表背后的文化偏见？”他最后甩了句“你这是不开放”，直接坐下了。
会议不欢而散。我回办公室把老周送的那本讲义翻出来，第七页夹着一张便签，上面是老周的笔迹：“法学的根，在人民心里，不在别人编的排名表里。”我摸着那张火车票，想起当年坐绿皮车去西安参加学术会议，车上遇见一个基层法官。那法官五十多岁，穿灰色夹克，一路上跟我讲他办案的苦——山区里两家人为了一棵树的界限打了三代官司，他跑了八趟村子，最后请村里老人画了地界草图，又让两家各出一棵老槐树的树枝，对着太阳影儿分地。他说：“小刘，你学那些高深理论，到咱这儿不一定好用，但有一条铁律——谁能让老百姓在判决里看见自个儿的影子，谁就是好律师好法官。”
这话我记到现在。可你看看现在某些高校法学院的风气：开口闭口“法理概念”，写的论文全是英文摘要比中文还长，引用的外国文献恨不得占90%，自己国家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例一个都不写。前阵子有个学生来找我，说“老师，我想写一篇关于网络平台算法歧视的论文，但院里的建议让我要引用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的框架”。我说：“你可以引用，但别忘了先看看咱们自己关于算法的监管办法，还有工信部的几个通知，再想想‘数据产权三权分置’跟你研究的案例怎么对接。”学生懵了：“老师，咱们有这些吗？”我苦笑：“有啊，你去找出来读一读，不比那些外头炒作的议题接地气？”
最让我心寒的是，有些老师不是不懂国情，而是故意装作不懂。他们大概觉得，讲国外的东西显得“高端”，能发好期刊、能拿课题。而那些真正深耕中国法治实践的学问，比如乡村调解、物业纠纷的社区化解机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基层落地，反倒被边缘化。有个老同事私下跟我说：“小刘，你别傻，写那玩意儿没人看，发不了核心期刊。”我不服气：“核心期刊的标准是谁定的？如果都跟着那套洋尺度跑，咱们自己的法学话语体系谁来建？”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沈逸教授的话一针见血。法学院是培养未来法官、律师、检察官的地方，如果这里头的人被带偏了，学生出去怎么为人民服务？我手里的这本旧讲义，封面上还有老周写的四个字——“知法明义”。他把“法”写成黑体，“义”写成楷体，意思很清楚：法条文义可以学，但正义的落脚点必须和这片土地连在一起。
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也是问同行：你们所在的高校，有没有那种张口闭口“西方标准”的老师？你们觉得，中国法学教育到底该不该“去西方中心化”？咱们下一代法学生，到底该怎么找准自己的坐标？——留言区说说看法，咱们一起探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