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好日子不多了，文学也将毫无意义。”2010年东亚文学论坛上，莫言的演讲语惊四座，更是有人认为就凭这句话，诺贝尔文学奖也该颁给莫言。
 
2010年冬天，日本北九州市的东亚文学论坛上，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让全场安静了下来，说这话的人是莫言，两年后他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而那天莫言站在讲台上，对着台下中日韩三国的作家学者，一字一句地说：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什么国家、民族、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这话一出有人觉得是文人的悲观矫情，有人觉得是危言耸听，可十六年过去，再回头读这篇题为《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的演讲，才发现哪里是预言，分明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对着狂奔的时代踩了一脚刹车。

整场演讲的核心，并不是唱衰人类，而是戳破了一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却不愿承认的真相：驱动这个世界狂奔的，从来不是什么崇高理想，而是填不满的欲望。

莫言在演讲里讲了两个老故事，一个是普希金笔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从一个新木盆开始，到木房子、贵妇人、女皇，最后要让金鱼当奴仆，结果一夜回到解放前，另一个是印度人抓猴子的法子，笼子里放食物，猴子伸手进去攥紧拳头就拔不出来，可没有一只猴子愿意松手。

这两个故事都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小学课本里的内容，但莫言把话讲透了：人其实和那只贪心的猴子没区别，手里攥着的东西越多，就越舍不得放下，最后反而被自己的欲望困死在笼子里。

放在今天看，这个比喻尤其贴切，房子越换越大，衣柜越塞越满，手机里的APP装了上百个，每天刷短视频刷到凌晨，可快乐却越来越少，交通越来越便捷，却失去了旅行的期待感。

通讯越来越发达，却失去了写信的珍重感，食物越来越丰盛，却吃不出小时候的香味，就像莫言原文里说的那样：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时代的病症，所有人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走，要比别人赚得多，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站得高，可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我们到底要追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更值得琢磨的是后半句：为什么连文学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很多人拿这句话攻击莫言，说他贬低文学的价值，但恰恰相反，这是对文学最清醒的认知，莫言引用了“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典故，文字能开启民智，也能放大欲望；文学能教化人心，但前提是人得先能活下去。

当地球被破坏到不适合居住，当空气、水和食物都成了奢侈品，当人人都在为生存挣扎，谁还有心思坐下来读小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学再崇高，也建立在人类文明正常运转的基础之上，说文学将毫无意义，本质上是在说：如果我们继续放任欲望膨胀，最后毁掉的不只是生存环境，更是整个精神世界。

十六年过去，这话正在一步步应验，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资源争夺越来越激烈，社会焦虑越来越普遍，而文学的处境也确实越来越边缘，短视频占据了人们大部分空闲时间，深度阅读成了稀缺品，严肃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

但莫言从来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在演讲里说得很明白：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文学或许解决不了环境问题，也遏制不住人的贪欲，但它能点亮一盏灯，能让人在狂奔的时候偶尔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其实也是莫言自己的写作信条，从《红高粱》到《蛙》，从高密东北乡的乡土故事到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从来不给读者标准答案，只是把真实的生活摊开给人看，就像他母亲当年把自己的饺子分给乞丐，没讲什么大道理，只是用行动告诉他：人活着，心里得装着别人。

很多人喜欢讨论莫言的作品是不是在丑化中国，是不是迎合西方口味，可真正读懂他的人都明白，他笔下的批判从来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某个时代，而是针对人性里共通的贪婪与愚昧。他提醒大家悠着点、慢着点，不是要让社会倒退，而是希望我们走得稳一点，给子孙后代留点余地，“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这句老话放在今天，依然不过时。

人类的好日子到底还剩多少，没人能给出准确答案，但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而文学存在的意义，就是在闸门边上不停地敲警钟，哪怕多数时候没人听，也要一直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