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的悼念会上，宋庆龄听到一句话后勃然大怒，提出了辞职，并在之后说：“难道是看不起我吗？”
 
1976年1月8日清晨，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通过广播传遍全国，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正在上海的宋庆龄听到消息后，整个人都僵住了，她当时身体状况很差，关节炎和皮肤病反复发作，医生反复叮嘱不能劳累远行，但她只说了一句话："我要去北京，送恩来最后一程。"

1月10日下午，宋庆龄在养女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搀扶下，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她步履蹒跚，每走一步都很吃力，却坚持要走到跟前，最后再看一眼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友，整个告别过程她都强忍着泪水，回到家中情绪还久久不能平复。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句批评通过秘书传到了宋庆龄耳朵里："让她去和总理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言下之意，是指责她不该带着身边的人一同前往。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了本就悲痛万分的宋庆龄心上，她罕见地发了火："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熟悉宋庆龄的人都知道，她一生对自己要求极严，个人品行上近乎"洁癖"，几十年来从未有人在这类事情上指责过她。

更让宋庆龄难受的是，批评不是当面说的，而是通过秘书层层传达，带着一种刻意的疏远与不尊重。

这口气宋庆龄最终还是忍了下来，1月15日她依旧抱病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周恩来追悼大会，可就在追悼会前后，更难听的说法传到了她耳朵里，有人背地里称她是"总理帮"。

这一次，宋庆龄再也压不住怒火了，回到住所后，她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说我是'总理帮'，我就是'总理帮'又怎么样，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我回上海养老。"

很多人不理解，不过是一句闲话，至于生这么大气吗，其实这"总理帮"三个字，触碰的是宋庆龄最不能忍的底线。

宋庆龄和周恩来的交情，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坚守三大政策，始终站在进步力量一边。

1937年在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向宋庆龄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宋庆龄当场表示全力支持，从那以后无论是重庆谈判的惊险岁月，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两个人始终风雨同舟，彼此信任。

周恩来深知宋庆龄的处境，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专门拟定了保护名单，把宋庆龄一家列入其中，尽全力护她周全，而周恩来病重期间，宋庆龄听说鸽子蛋有营养，就把自家鸽舍里的蛋一个个攒起来，派人送到西花厅，知道周恩来不肯收礼，她还特意托人转告："这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就是给总理补补身子。"

在宋庆龄心里，她和周恩来之间是志同道合的战友情，是跨越半个世纪的君子之交，把这种光明磊落的情谊扣上"某某帮"的帽子，不仅是污蔑她个人，更是对逝者的不敬，对那段革命历史的轻慢，这对于一生看重名节的宋庆龄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说辞职宋庆龄是认真的，1月27日也就是她83岁生日当天，宋庆龄乘坐专机离开了北京，回到上海后，宋庆龄闭门谢客，一待就是五个多月，直到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她才短暂回京参加追悼会，会后立刻返回，一刻也不愿多留，这场由"总理帮"三个字引发的辞职风波，前后持续了一年多。

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压在人们心头的阴霾终于散去，当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派副秘书长到上海，敦请宋庆龄回京工作。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建议，重新回到北京后海寓所，恢复正常履职，这场震惊许多人的辞职风波，至此才算真正落幕。

回头看这段往事，宋庆龄的愤怒从来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她一辈子见惯了风浪，受过比这严重得多的委屈都未曾失态，这一次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一位逝去老友的清名，坚守一份不容玷污的革命情谊，这位温和了一生的女性，在原则问题上，从没有过半分退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