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冀中军区二分区在滹沱河下发现三条大船，船上装着200多个箱子，箱子里面装的全是白色的粉末，战士们不知这是什么东西，于是他们只能将这些东西带回二分区。
战争年代，一箱粮食能救急，一支步枪能上阵，可滹沱河里出现的这批东西，却让战士们一时犯了难。
三条大木船停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河道中，周围看不到船工，也没有押运人员。船身没有明显损坏，货舱里却塞得满满当当，整齐放着两百多个木箱。
河上突然冒出这么大一批无人看守的货物，很不寻常。
当时华北战事不断，公路、铁路和水路运输都受到严重影响。许多队伍匆忙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物资。也有一些货船走到半路，因前方被封锁，只能停在河道里。
二分区的战士登船检查后，撬开了其中几个箱子。没有枪，也没有炮弹，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粉末。颗粒细，数量又大，看上去有些像盐，但没人敢把它当盐。
有人担心它有毒，有人怀疑它会燃烧，还有人觉得可能是制造弹药用的东西。可猜测归猜测，谁都拿不出可靠的说法。
战士们没有随意尝试，更没有把粉末倒出来研究。战争环境下，最怕的就是不懂装懂。万一这批东西遇火、遇水或者受到撞击后发生危险，损失的不只是物资，还可能搭上人命。
经过商量，部队决定先把箱子原样运回驻地。
两百多个箱子不是小数目。战士们一边警戒，一边搬运，尽量避免木箱受到碰撞。船上能够使用的工具和材料，也被一同登记、保管。大家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管这些东西是什么，都不能继续扔在河边。
留在原地，很可能被日军或其他人员发现；让附近百姓误拿，也可能酿成事故。带回二分区封存，至少能够把风险控制住。
箱子运回来后，问题并没有解决。二分区仍然没人能准确辨认这种粉末，只能把消息向上报告。
正在冀中工作的张珍听说后，赶到现场查看。张珍学过化学，对化工材料比较熟悉。他看过箱内的粉末和包装后，认出这些东西并不是已经配制好的炸药，而是氯酸钾。
答案终于有了。
氯酸钾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制作炸药的重要原料，但它本身不等于成品炸药。两者看似只差几道工序，实际隔着专业知识、设备条件和安全技术。用对了，它是根据地急需的军工材料；操作不当，它也会成为危险品。
这正是这批白色粉末真正特殊的地方。

冀中根据地当时缺少武器弹药，更缺制造弹药的工业原料。战士们使用的许多手榴弹和地雷，只能依靠土法生产。黑火药威力较小，又容易受潮，存放一段时间后可能失效。前线急着用，后方却造不出足够可靠的装备。
因此，在普通人眼里没有什么用处的白色粉末，到了懂化学的人手中，价值一下子显现出来。它不能直接拿去打仗，却有可能改变根据地制造炸药的条件。
清点过程中，人们还在船上发现了一些红磷、电线、钢材、锉刀和锯条等物品。这说明三条船运送的并非普通货物，而是一批与工业生产有关的材料和工具。
有关记载认为，这些船只原本与阎锡山方面采购的军用物资有关。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华北多处交通要地，原有运输路线被切断，船只无法继续前进，最后被遗弃在滹沱河一带。
谁也没有想到，这批没能送到原定地点的货物，会被冀中抗日部队发现。
不过，找到原料只是第一步。冀中部队过去缺少化学技术人员，对氯酸钾的性质并不了解。要把它安全地变成可用炸药，不能只凭经验，更不能照搬制作黑火药的老办法。
张珍随后继续联络平津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熊大缜等人来到冀中后，组织技术人员研究炸药、地雷、雷管和通信器材。1938年7月，熊大缜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并推动成立技术研究机构。
这些人面对的工作环境相当简陋。没有完整的实验室，缺少测量仪器，连合适的容器和加工工具都很难找到。许多设备只能临时制作，有些零件还要设法从敌占区购买，再秘密运进根据地。
他们不仅要解决“能不能爆”的问题，更要解决“会不会提前爆”“运输时是否安全”“存放后还能不能用”等难题。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造成伤亡。
经过反复研究，技术人员逐渐掌握了相关材料的使用方法，生产条件也有所改善。制成的炸药和地雷被用于破坏日军控制的铁路、公路和军事设施，为敌后作战提供了实际帮助。
从表面看，这段历史像是一场偶然：三条没人看管的船，碰巧装着根据地需要的材料，又碰巧被巡逻战士发现。
可真正决定结果的，并不是一个“巧”字。
战士们面对不明粉末时没有乱动，部队及时封存并上报，懂化学的人准确辨认，技术人员又把原料转化为能够支援前线的军工物资。发现、保管、鉴别、研究和生产，一环扣着一环。
少了任何一步，那两百多个箱子都可能只是一堆无人敢碰的白色粉末。
这件事也说明，敌后抗战不只有战场上的冲锋。河边巡查的战士、搬运木箱的队员、研究材料的知识分子、制作工具的工匠，同样是整个抗战体系的一部分。

三条大船没有直接带来现成武器，却为冀中军工提供了难得的原料。一次谨慎的处置，加上一群人的专业判断，最终让滹沱河边的意外发现，变成了支援抗日作战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