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去开会，萧克对他说：“配枪不错。”高志远把手枪交给萧克，谁知萧克却下令：“抓起来，杀了！”

高志远在平西被捕，确实是经过公审后被处决。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一个长期参加抗日的人，为何会突然被认定为“汉奸”。

高志远早年已经参加抗日活动。

1935年8月4日，他与陈国武掌握刘佐周的行踪，在滦县火车站附近设伏，将这个伪武装头目击毙。

1938年冀东抗日暴动爆发后，他担任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

参加暴动的人数，在不同史料中有“十几万人”“20万人”“20余万人”等说法。

统计口径虽然不同，这场暴动规模很大、高志远所部属于重要力量，并无太大争议。

问题出在西撤以后。冀东部队在日伪军围攻和沿途阻击中损失严重。高志远部原有约5000人，渡过白河、到达平西的只剩1000余人。

对这些官兵来说，平西是整训地，冀东是熟悉的战场，也是家乡和旧部所在。

可对新的指挥机关来说，部队刚刚整合，任何未经批准的离开，都可能被看成对统一指挥的威胁。

1939年2月7日，冀热察挺进军正式成立，萧克任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书记。宋时轮、邓华所属部队以及来平西整训的冀东抗联，被纳入新的指挥体系。

高志远与萧克之间的矛盾，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加深。

萧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高志远想脱离挺进军、撤出平西，还同吴佩孚方面发生联系，并被指与日本人秘密谈判。陈飞向上报告后，高志远被捕。

公审时，杨春甫提出指控，陈飞等人出面作证。萧克坚持认为，当时已经掌握证据，高志远也在会上认罪，因此处决是正确的。

但这段回忆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开文字只写了“掌握证据”和“供认不讳”，没有把所谓谈判对象、书信内容、口供全文和证言细节完整列出。

材料没有公开，不能反推当年一定没有证据；可后人仅凭几句结论，也无法把整个案件重新核验一遍。

吴佩孚这一环更容易引起争议。当时日本方面确实在拉拢吴佩孚，希望他出任伪职，但吴佩孚最后没有接受。因此，同吴佩孚方面接触，不能自动等同于已经投敌；

反过来，也不能只凭吴佩孚拒绝出任伪职，就证明高志远的所有行为都没有问题。接触的目的是什么，谈了什么，有没有形成实际行动，才是判断性质的关键。

当时的军事部署也在变化。1938年11月，相关指示仍强调在冀热察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挺进军成立后，一度准备在青纱帐时期向冀东发展。

后来华北战场形势改变，上级不再主张投入大兵力，只派干部加强冀东工作。

萧克晚年也承认，自己对这一调整理解得不够及时，应负主要责任。
高志远案件夹在部队整编、战场判断、组织纪律和内部猜疑之间。

高志远过去的抗日经历，不能自动证明他后来绝不会犯错；

一次越级联络，也不能在缺少完整证据展示的情况下，直接替代对行为性质的审查。

高志远被处决后，剩余1000多名抗联官兵与白乙化指挥的抗日先锋队合编。

1939年秋季整编时，这两支力量编为第10团，继续参加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