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召开宴会，军统特工詹长麟趁机混入其中，他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军将毒酒一饮而下。

这事得从头说起。詹长麟是个地地道道的南京人，1913年生在二条巷一条老街上。十五岁那年进了国府警卫旅，给旅长俞济时当勤务兵。十九岁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过。后来家里日子过不下去，经人介绍进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仆役。日本人招人有四个条件：不懂日语、家人在南京当人质、长相俊秀、手脚麻利。詹长麟全符合，面试一过总领事当场就相中了。

可日本人不知道的是，这个端茶倒水的小伙子早就被军统发展了，代号65，化名袁露。他表面上勤勤恳恳干杂活，暗地里每天用矾水写情报塞到庙里的洞口。1936年他哥詹长炳也进了领事馆，兄弟俩一个扫地一个跑腿，把日本人的机密摸了个七七八八。

1939年6月初，詹长麟截获一份密函，日本外务省次官清水留三郎要来南京。更关键的是，驻南京的日军华中派遣军头头脑脑和伪维新政府的汉奸们都要出席一场大宴会。詹长麟连夜把情报递了出去。军统南京区动作快，组长尚振声、指挥钱新民立马拍板，就在这场宴会上动手。

毒药是军统弄来的美国货，装在个跟小号针管差不多粗的瓶子里。詹长炳把药交到弟弟手上时，詹长麟攥着那个小瓶子，手心全是汗。他知道自己喝下毒酒才能制造“中国仆人义愤投毒”的假象，可谁不怕死？他想了很久，最后把瓶子收进了口袋。

6月9日，詹长麟去中华路三山街老万全酒店买了四坛绍兴老陈酒。回领事馆把酒从坛子灌进瓶子，一切看起来跟往常一模一样。

6月10日早上，詹家老小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顿团圆饭。满桌子人谁也不说话，筷子夹菜的手都在抖。吃完这顿饭，一家人就要各奔东西，军统已经安排好了撤离路线。

下午四点，詹长麟摸出那瓶毒药。四下无人，他把药粉倒进温黄酒的瓶子里，又倒了点黄酒进去晃匀。然后把毒酒瓶藏到过道柜子最里面。开席前他把二十几瓶老酒都烫好，每瓶兑一点毒酒，塞好瓶塞端上桌。

晚上六点宴会准时开场。总领事花轮义敬致辞，满屋子日军军官和汉奸举杯，嘴里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詹长麟端着毒酒瓶挨个倒酒，手稳得很，脸上还带着笑，没人看出这侍者心里翻江倒海。

酒一倒完，詹长麟捂着肚子说家里有人得了重急病，扭头就从后门溜了。骑上自行车一路狂奔，到傅厚岗跟等在那儿的哥哥会合。兄弟俩出了南京城，赶到燕子矶江边，接应的船已经等着了。

他们走之后不到十五分钟，宴会上有人喊了声“酒里有毒”。话音没落，书记官宫下就一头栽地上不省人事；另一个书记官船山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宴会厅全乱了套，倒的倒、吐的吐、喊的喊。医生赶到也晚了，宫下和船山当晚就死了。伪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高冠吾那帮汉奸中毒不轻，命捡回来了，估计后半辈子也不好过。

日本人气疯了。从6月10日到7月10日，宪兵队加警察加特务前前后后出动了一千多人次。全南京城拉网式搜查，逮谁抓谁。詹家老宅被一把火烧了。但詹家老小早走了，军统安排他们先在江北六合乡下躲了一阵，后来又转到浙江农村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隐姓埋名。

临走前兄弟俩给日本人留了封信。信上说这事就我们哥俩干的，跟旁人没关系。我们是中国人，恨你们侵略中国，恨你们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话硬气。

詹长麟这一躲就是好几年，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南京。2008年10月7日老人去世，享年九十五岁。第二年他和哥哥被评为“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重大贡献的南京模范英雄人物”。

说句心里话，看这段历史我挺感慨的。詹长麟当年进领事馆当仆役的时候才二十一岁，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装了五年“老实人”。每天收发信件、打扫房间、端茶倒水，趁人不注意偷偷拆信抄情报。这种日子过一天都难受，他过了五年。军统让他喝毒酒制造假象，他没喝，说实话换我我也不喝。谁规定英雄必须死？活着继续干鬼子不比死了更值？

再说个细节，日本人招中国仆役的四个条件里有一条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说白了就是把人家全家攥在手里当筹码。詹长麟一家老小都在南京，他每天在领事馆里走动，心里得绷多紧？稍微露点破绽就是满门抄斩。可他还是干了五年，最后还干了一票大的。这不是胆大，这是把命豁出去了。

这案子当时报纸登过，后来知道的人反倒少了。要不是有学者去查去挖，可能就这么埋在档案堆里了。好在老人活到2008年，亲眼看到了抗战胜利六十多年后的中国。他每天打太极拳，不知道打拳的时候会不会想起1939年那个晚上，端起毒酒瓶挨个给日军倒酒的那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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