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闯荡了半辈子，向来以宽厚仁德的名声行走江湖，好不容易熬到61岁才在成都登上帝位，居然连着杀了四个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老部下。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按当时的计龄方式，他已经61岁。从涿郡起兵算起，他在乱世里奔走了近四十年，投靠过别人，也被别人赶走过；刚拿到一块地盘，转眼又可能丢掉。能够一路撑下来，靠的不只是关羽、张飞敢打，还靠他宽厚待人的名声。
早年的刘备没有多少家底，愿意来投奔的人自然越多越好。哪怕部下有些脾气，只要能够办事，他往往愿意容忍。可到了晚年，益州已经到手，刘禅也成了明确的继承人，刘备看人的眼光变了。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不再是如何找到落脚之地，而是如何守住刚建立的政权。荆州已经丢失，关羽兵败身亡，曹丕又在北方代汉称帝。蜀地内部还有刘备带来的荆州旧部、刘璋留下的官员以及益州本地士人，各有关系，各有想法。
在这样的局面下，刘备最担心的就是内部再出乱子。有人乱说话，有人不听军令，有人可能影响刘禅接班，还有人直接反对他的重大安排。张裕、彭羕、刘封和雍茂，就是在这几年里先后走上绝路的。
张裕原本在刘璋手下做事，精通天文历数，说话却从不顾忌别人脸色。刘备准备进攻汉中时，他判断刘军或许能够得到土地，却很难得到当地百姓。后来的情况确实有相似之处，汉中不少人口被曹操一方迁走，蜀军另一路进攻武都也遭到失败。
若只是判断战事，未必会招来杀身之祸。问题在于，张裕还私下议论天下将发生改朝换代，又推算刘备占据益州若干年后，基业会出现大变。这些话一旦传开，难免让人怀疑蜀地能否长久安稳。
刘备将张裕下狱，诸葛亮出面求情，希望留下这个有才能的人。刘备却说：“芳兰生门，不得不锄。”兰花虽然芳香，长在门口挡住了道路，也必须铲掉。张裕最终被杀。他真正触碰的，并不只是刘备的个人好恶，而是新政权不能被随意议论的权威。
彭羕的经历又不一样。他是益州人才，受到庞统和法正赏识，后来被推荐给刘备。刘备起初很器重他，让他负责传递军令和处理事务。彭羕升得太快，渐渐变得目中无人，认为自己的能力远在许多同僚之上。
诸葛亮表面对彭羕颇为客气，私下却提醒刘备，此人志向过大，性情也难以约束。刘备随后把彭羕调往江阳任职。官职表面上不算低，但离开了权力中心，彭羕心里很不痛快。
他跑去找马超喝酒诉苦，酒后不但辱骂刘备，还说出“你在外面，我在里面，天下不难平定”之类的话。马超刚刚归附刘备不久，本来就担心受到猜疑，听完这番话后不敢回应，很快便将事情报告上去。
彭羕被捕后，曾写信向诸葛亮解释，称自己只是酒后失言，并无真正谋反的打算。但对一个正在建立国家的君主来说，“里应外合”这种话不能被当成普通牢骚。公元220年，彭羕被处死，年仅37岁。
刘封的死，则把军令、亲情和继承问题搅在了一起。
刘封原本姓寇，是刘备早年收养的儿子。那时刘备还没有亲生儿子，刘封的身份自然十分特殊。他本人勇猛善战，攻取益州时冲锋在前，后来又参与夺取上庸等地，立下过实打实的战功。
刘禅出生并逐渐长大后，刘封的处境悄悄发生了变化。一个有资历、有军功、性格又刚烈的养子，对刘备来说既是可用之将，也可能成为身后的难题。
公元219年，关羽进攻襄樊，多次要求驻守上庸的刘封和孟达发兵支援。两人认为上庸刚刚归附，人心尚未稳定，不能轻易调走兵力，因此没有出兵。关羽后来败亡，这笔账也就落到了他们头上。
紧接着，刘封与孟达矛盾加深，还夺走了孟达的仪仗。孟达担心继续留下会遭到处罚，索性带领部下投奔曹魏，随后又跟随魏军反攻上庸。刘封守城失败，只能逃回成都。
刘备先责问他逼走孟达，又追究他没有救援关羽。诸葛亮此时提出了更深一层的担忧：刘封性格刚猛，等刘备去世以后，年轻的刘禅恐怕难以驾驭。
这句话把一次军事失败，变成了皇位继承问题。刘备最终命令刘封自尽。刘封临死前感叹，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孟达的劝说投奔曹魏。刘备听到这句话后流下眼泪，可命令已经执行，人也不可能再回来。
雍茂留下的史料不多，却同样碰到了刘备最不能退让的事情。刘备准备称帝时，雍茂认为时机并不合适，出面表示反对。刘备没有公开以反对称帝为罪名处置他，而是借其他事情将其杀掉。
史书在记述此事后留下“由是远人不复至”的说法，意思是这次处置让一些外来人才不敢再轻易投奔蜀地。对刘备来说，称帝关系到蜀汉的名分和未来方向；对旁观者来说，雍茂的死又说明，此时的刘备已经很难容忍公开挑战大政安排的人。
四个人的罪名看起来没有共同之处，背后却有一条清晰的线。张裕动摇的是人心和声望，彭羕触碰的是内部忠诚，刘封牵动的是军令和继承，雍茂挑战的则是称帝这项重大决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裕和彭羕都是益州人物，雍茂也卷入了蜀地政治。刘备入主益州以后，一方面必须借助本地人才治理地方，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完全相信所有旧有势力。合作与防备同时存在，关系稍有变化，昔日被重用的人便可能成为需要处理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