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59旅2个干部在买粮食的时候，和县大队起了冲突，还开了枪，西北局要求枪毙2人，军法处长莫文骅却说：“没我签字，谁也别想动！”


359旅的粮库里，谷子早见了底，司务长翻着那本毛边账本，半晌没吭声。


旅部没敢耽搁，连夜点了两个得力的干部，让他们带上边区政府的批条和一袋子边区票，去延长县采买军粮。


两人换上洗得发白的军装，把票子用油布包了又包，贴身揣着，骑上两匹瘦马出了门。


到了延长县，两人没顾上喝口水，直奔集市，转了两圈，粮价贵得吓人，好不容易在城外的骡马店里寻到一个粮贩子。

那贩子身后站着几麻袋粮食，袋口扎得严实。


双方蹲在墙角，掰着手指头算价钱，正说到紧要处，店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伙人，穿着县大队的灰布衣裳，领头的那个小队长，脸拉得老长。


县大队也缺粮。小队长眼皮一翻，说这粮他们几天前就定下了，让八路军的人去别处寻摸。


359旅的一个干部站起身，从怀里掏出批条，说这可是正经公事，耽误不得。小队长接过条子，斜着眼瞅了瞅，嗤一声，把条子揉成一团扔回给对方。


身后几个人往前一围，气氛顿时紧了。粮贩子见势不妙，早抱着脑袋钻到了柜台后面。


就在这时，县大队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紧接着，砰的一声，枪响了。子弹打在土墙上，溅起一片土屑，离其中一个干部只有半步远。


359旅这两个干部，一个是老兵，一个是副连长，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打滚过来的。听见枪声，两人下意识就去摸腰间。


他们确实是急了，也来不及多想，几乎是同时拔出了枪。院子里瞬间炸了锅，又响了几声，县大队那边有人哎呦一声，捂着胳膊蹲了下去，血从指缝里渗出来。


事情这下彻底捂不住了，地方告到西北局，状纸上写得严重，说八路军的人持枪抢粮，还开枪打伤了地方干部，简直无法无天。


西北局某位领导看了报告，气得把茶缸掼在桌上，当场拍了板：这两个干部，必须枪毙，以儆效尤。


命令传到军法处，莫文骅正在窑洞里誊写一份笔录。


通讯员把文件递上来，他接过去，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眉头慢慢锁紧。他把纸折了一下，放在桌上，没动笔。


旁边的参谋轻声提醒：“处长，西北局的意思，说是今天就办，怕晚了压不住......”


莫文骅抬起头，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沉默了一会儿，说：“人是我审，案子是我判。没查清楚之前，这个字我不能签。没我签字，谁也别想动那两个人。”


那两名干部被带上来，脸上带着伤，军装也破了，神情却还算镇定。莫文骅没有训斥他们，只是问：“你们说说，那天谁先动的枪？”


副连长往前跨了半步，声音沙哑：“报告处长，是县大队先拔的枪，子弹就打在我们脚边，我们不还击，就得死在那儿。”


莫文骅点点头，转身出来，立刻点了三个人，让他们带上纸笔，即刻赶往延长县。


他自己随后也骑了马，慢悠悠地跟在后面。到了地方，他没去县政府的暖窑歇脚，而是直接钻进了那间出事的骡马店。


店掌柜正在扫院子，见来了穿军装的长官，手里的扫帚都攥紧了。莫文骅摆摆手，示意他别紧张，只问：“那天先响的枪，是从哪边打的？”


店掌柜朝西边一指：“就那边，县大队的人站的地方。我听得真真的，第一声枪响，房梁上的土都震下来了。”


莫文骅蹲在院子里，让人拿来纸笔，把掌柜的原话记下来。他又让随行的调查员趴在地上找弹壳。


几个人趴了半天，从西边的墙角里抠出几枚弹壳，正是县大队配的那种子弹。


而在东边359旅干部站立的位置附近，也找到了相应的弹壳，但落点明显是在还击的路线上，东西两边的位置分得很清楚。


他们又分头找了几个在场的老乡。


一个卖草鞋的老汉蹲在门口，抽着旱烟说：“我看得真真的，县大队那个后生先掏的枪，还朝天比划了一下。八路军的人是被逼急了才还的手。”


另一个送豆腐的妇人也点头：“是哩，先响的枪是西边的，我躲在门后头，看得清楚。”


材料越积越厚，莫文骅一份份地核对，又一一审问了县大队当天在场的几个人。


最初还有人咬死了说八路军先动手，但弹壳的分布图摊在油灯下，证人的口供一字排开，县大队里有人就低了头，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查到最后，案情水落石出：确实是县大队先拔枪挑衅，359旅的两名干部属于自卫还击，虽然造成了人员受伤，但事出有因，罪不至死。


莫文骅把调查报告整理得清清楚楚，亲自送到西北局，那间窑洞里坐了几位领导，气氛有些沉闷。


莫文骅站在地图前，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最后说：“案子是我经手的，证据确凿。这两个人，不能杀。”


他把手里的材料放在桌上，退后一步，不再说话，最终，西北局的几位领导交换了意见，收回了原先的命令。


1941年的那个春天，延长县的枪响早已散去。但在那间窑洞的油灯下，有人把“查清楚”三个字，一笔一划地写在了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