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皮鞋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那双旧皮鞋，是防疫处技正卢锦汉自己穿旧的，鞋面上长了一层绿毛，本该当垃圾扔掉。

汤飞凡蹲下来盯着看了很久，叫人拿刀片刮下来，装进培养皿。

就是这一刮，后来牵出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

要弄明白这双鞋为什么重要，得先说说当年战场有多要命。子弹打不打得中人，多少看运气，可伤口一旦感染，几乎等于判了死刑。

1939年10月，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河北前线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划破一道口子，他没有停下来处理，仍旧连续做手术，伤口很快化脓，转为败血症，半个多月后不治身亡。

一个救人无数的外科医生，最后倒在一个小伤口上。

放到今天，一支青霉素，几块钱成本，就能把这条命保住。

青霉素这东西，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就发现了，真正能大批量生产，是二战期间英美两国砸了海量资源攻关出来的。

到1943年前后，美国已经靠工业化发酵量产青霉素供应盟军前线，为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伤员救治做准备。

这项技术被死死锁在军事机密的范围里，配方、菌种、生产工艺一概不外传。

中国当时穷到连磺胺类的基础消炎药都凑不齐，更别提青霉素，连仿制图纸都拿不到手。

汤飞凡是中央防疫处处长，学的正是细菌学和生物制品这一行。

听说青霉素能大规模救命，他判断这东西对战争的分量不比枪炮小，干脆决定自己动手研究。

搞科研第一步，是先找到能产青霉素的菌种。

青霉这类霉菌其实到处都是，烂水果、旧衣服、发霉的古钱币上常见，可真正能产青霉素的，只有点青霉、黄青霉等寥寥几种，绝大多数找到的霉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汤飞凡带着团队几乎把能想到的发霉物件都翻了个遍，一次次培养、一次次落空。

从1941年冬天起，团队断断续续找了将近三年，直到1944年春天，卢锦汉那双搁置已久的旧皮鞋上的绿霉才引起汤飞凡的注意。

分离培养之后，团队发现这竟是一株难得的优良菌株。

找到菌种只是第一步，青霉菌娇气得很，得保持在24度左右的恒温环境，氧气还得供应充足，稍有偏差整批就废了。

防疫处哪有发酵罐和恒温箱，团队干脆拿腌酸菜的坛子消毒代替发酵罐，坛口裹上纱布防止污染；

没有恒温设备，就派人轮流守在煤炉边，用手贴着坛壁感受温度，靠人力维持这个24度。

经过近三年的反复试验，1944年9月5日，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青霉素终于在昆明问世，第一批只有5瓶。

这5瓶分成三份：2瓶送去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验证效果，2瓶分别寄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请国际同行做鉴定，剩下1瓶留存。

把成果主动送到当年封锁这项技术的国家去检验，某种程度上也是拿实力说话。

效果很快摆在眼前，第二批青霉素送到昆明惠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几名高烧不退、伤口溃烂的士兵注射后，体温降下来了，伤口也开始愈合，临床效果十分明显。

此前一年，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昆明考察过防疫处，回去后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撰文介绍：这里虽然连自来水都没有，但青霉素车间保持着很高的洁净标准，汤飞凡还自己办了个玻璃厂，专门制造实验用的玻璃器皿。

一个连基础设备都凑不齐的地方，能做出这样的成果，在当时的国际同行看来，已经是不小的意外。

这件事放到今天看，价值不只在于救了多少人。

技术被封锁的时候，硬件条件跟不上，能不能靠人力和土办法把差距填上，这才是真本事。

汤飞凡后来一直留在传染病研究领域，1955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原体的人，这项成果是国际微生物学界公认的重要贡献。

一双旧鞋子引出的这段故事，说到底讲的是一件事：封锁能挡住图纸和配方，挡不住愿意从头再来的人。
信息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济世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