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道德与人性：施暴者家属的“受害者有罪论”更显冷漠 俞母以跳崖相逼要求改口供的行为，本质是用极端方式干预司法公正，试图为儿子的蓄意杀人行为脱罪。而其“王暖暖的钱勾引儿子犯罪”的言论，更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将施暴者的主观恶意归咎于受害者的财富，完全无视俞某冬精心策划谋杀的事实。这种逻辑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暴露了其价值观的扭曲——既无对生命的敬畏，也无对正义的基本认知。 2. 法律层面：威胁改口供涉嫌妨害司法公正 从法律视角看，以威胁手段迫使证人更改证言，已涉嫌妨害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通过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需承担刑事责任。尽管此事发生在泰国，但俞母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司法程序的恶意干扰，即便因地域管辖等因素难以追责，其性质已触及法律与正义的底线。 3. 舆论与启示：对亲密关系风险的警示 事件引发的舆论共鸣，源于公众对“恶”的集体谴责与对受害者的共情。王暖暖从ICU抢救时被婆家卷走财物，到离婚案中仍遭威胁勒索，持续多年的纠缠印证了其“隐形服刑”的困境 。这也给公众敲响警钟：婚前对伴侣背景的审慎核查、遭遇危险时的及时止损，是维护自身安全的重要防线，而对“受害者有罪论”的坚决驳斥，更是守护社会正义的必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