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彩一战：上高会战是谁指挥的？参战的四个军又是谁任军长 “1941年3月9日凌晨，上高城外，副官喘着气对罗卓英说：‘司令，敌人向南山高地压上来了！’”紧张的呼号划破夜色，随即被隆隆炮声吞没。就这样，一场后来被称作“最精彩一战”的大会战，拉开了帷幕。 彼时的华中战局并不乐观。日军在占领南昌后，企图沿赣江向西迂回，打通湘桂铁路北段，为南向越缅腾挪兵力。第九战区统帅薛岳判断，上高若失，长沙、衡阳将再陷险境，于是把第19集团军推上第一线，希望用正面硬碰硬能延缓日军的战略节奏。 罗卓英因此迎来了军旅生涯中最严峻的考卷。人们对这位将军的印象，常停留在“陈诚左膀右臂”的标签，却忽略了他在三十年代从闽北到粤北、从上海到武汉的辗转征战。跨区域指挥经验，让罗卓英深知江西丘陵与河网的利弊：地形有利于设伏，却也制约后勤。他用一句粗话提醒参谋：“背后如果断粮，再好的阵地都是纸糊的。” 他手里的牌并不多。第19集团军总兵力十万上下，辖四个军外加保安纵队。数量看来可观，实则缺炮缺弹，轻重火器口径混杂，后勤官叫苦不迭。日军仅两个师团一个旅团，却拥有充足山炮、坦克与空中侦察。实力不对等，罗卓英决定“针尖对麦芒”，把有限的优势集中在要点，以求局部绞杀。 第70军最先抵达战场。军长李觉曾在湘北血战，手底下多是湘乡子弟，凶悍好冲。他拿到命令后只说一句：“兄弟们又要拼命咯。”李觉把主力压在正面，自己却带加强团夜袭观音山侧翼，切断敌军辎重。日军少将中村八郎在日记里大骂：“支那军鬼魅般游走，妨碍我军攻势。”一句埋怨，折射出第70军的灵活。 硬骨头还得看第74军。王耀武带来的这支中央军“铁军”在淞沪、昆仑关都打出名号，兵员成分却并不单纯，山东老兵与广西补充兵语言不通，王耀武干脆规定：“前两天少说话，多开枪。”上高西北的五十米高地被称作“人肉磨盘”，日军一个中队一天内冲锋七次，王耀武坚持“敌人上来，我们上刺刀”。高地易手六回，最后插上的还是青天白日旗。 第49军的故事略显沉重。刘多荃是奉系出身，西安事变后部队被改编，内部情绪低落。开战前夜，他把团以上军官叫到祠堂，点香燃烛，告诉众人：“我们再无东北可退，好好打就是唯一前途。”在麒麟峰以北的稻田里，第49军守两个昼夜，拉出一道“横刀线”，掩护友军回整，全军伤亡三分之一，但未让敌人突破。 川军第72军装备最差，却也最能熬。韩全朴带兵出了四川，人称“零公里川汉”。枪管太短，他让工兵把枪口套铁圈化成简易消焰器；缺迫击炮，他用山地火门炮拼凑火力群。上高南面丘陵多溶洞，他干脆利用天然暗堡頑抗。一次炸药包点火不着，他冲过去补捻信，副官拦他，他只撂一句：“死不丢人，炸不响才丢人。”传为军中掌故。 四个军各守一隅，却不像四张散沙。罗卓英将“纵深防御”变“多层弹性”，命令诸军轮流反冲击，绝不固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作战图上，他用红线把四军首攻与二线位置串成“Z”形，意在让日军疲于奔命。不得不说，这种吸取法国“弹性防御”与薛岳“天炉战法”结合的打法，在国军体系里颇显罕见。 战至3月24日，日军焚烧弹密集覆盖上高平原。温度骤升，树皮爆裂声夹杂机枪声，像炒豆子。王耀武给罗卓英发报：“已至弹尽， 盼援， 不退。”罗卓英回电只有四字：“原地，硬撑。”正是这四字让第74军把战线死锁在原位，也给后路调来的第71师抢下修水河桥梁赢得时间。 补给依旧棘手。赣江水位下降，船骡难行，第49军靠农家菜刀改制工兵锯割暗夜修桥；第72军则由川籍后勤改用独轮车抬药弹。从南昌空运的十二架C-47在低空投下十吨弹药，多半掉进稻田，士兵跳到泥浆里摸子弹，被同行笑称“捡豌豆”。 激战二十余天，国军付出阵亡、负伤共两万余人，日军留下的尸体被美军顾问团统计约一万五千。损失比几乎一比一，在华中正面战场极为罕见。更关键的是，日军第34师团战斗力锐减，不得不从广东抽调增援，南线行动被推迟了整整三个月。 战争结束时的上高城，旗杆上绑着几根已被炸弯的刺刀；罗卓英拄着地图筒站在废墟前，与王耀武交换了一个疲惫的眼神。两人谁也没多说一句客套——因为他们都明白，更大的战火还在前方。然而这场硬仗证明，装备差距并非决定结局的唯一变量，正确的指挥与士气同样能重塑战场天平。 李觉率残部回湖南整补，湘兵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上高拼命七十军，血染观音山。”刘多荃则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若有一日东北收复，随时乐意再打一回。”川军的士兵离开时，把山野里填满子弹壳的水沟称作“川汉沟”，说那里埋着兄弟的骨，更埋着出川抗战的决心。 在整场抗战史里，上高会战往往被简化成一句“双方伤亡相当”，却忽视了背后复杂的调度、绞杀与拼死相搏。罗卓英统筹，李觉、王耀武、刘多荃、韩全朴四位军长各展所长，让江西小城成为日本陆军难以忘却的噩梦。倘若某一天提起正面战场的高光时刻，上高的炮火仍值得人们竖起大拇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