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中科院院士王贻芳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杨振宁却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 2012年的一个秋日，北京中关村的一间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几位中国顶尖的物理学家围坐在长桌旁，讨论着一个即将震动整个科学界的议题。 是否要投入巨资，建造一座世界级的大型粒子对撞机，那时，这个项目的预算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中国基础教育年投入的近三分之一，争论的种子，就在这样的低调氛围中悄然埋下。 谁也没想到，四年后的2016年，这场辩论会像野火般蔓延到公众视野，成为一场关乎国家科技命运的大论战。 这场争论的核心人物，是两位截然不同的科学巨匠，一边是杨振宁，一位年过九旬的物理学泰斗。他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时历经战乱，后赴美留学，在1957年因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理论荣获诺贝尔奖，成为华人骄傲。 更深远的是，他与米尔斯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为现代粒子物理奠定了基石，被誉为“标准模型的骨架”。 杨振宁的一生，跨越了东西方科学界，1971年，当中美关系还如履薄冰时，他作为首批访华的美籍学者，毅然踏上故土，此后数十年里，他默默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从协助创办中国科大少年班，到晚年全职回国捐资育人，每一步都透着对家国的深情。 杨振宁的声音，带着长者的睿智和忧患，他警告说，盲目追逐大科学装置，可能让中国重蹈覆辙。 另一边，是年轻一代的代表王贻芳，他1963年生于江苏，身上洋溢着改革开放后的进取精神，在南京大学完成本科教育后，他远赴意大利攻读博士，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学磨练多年，2001年毅然回国，投身中国高能物理事业。 2011年，王贻芳出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次年便领导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取得突破性成果，这项发现让他在2016年荣获国际大奖，也为中国科学界注入强心剂。 王贻芳的底气，源于大亚湾实验的成功经验，他常对团队说：“我们证明了中国人能主导大科学项目，现在缺的只是勇气。” 争论的公开化，发生在2016年的一场学术论坛上。那天，王贻芳在演讲中慷慨陈词，引用数据论证CEPC的可行性，台下掌声雷动。但随后，杨振宁通过媒体发声，直言反对，一时间舆论哗然。 社交媒体上，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有人骂杨振宁“保守误国”，也有人赞他“清醒务实”。 杨振宁的反对，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深思熟虑的结果。那是1990年代初，德州荒漠中，SSC项目轰轰烈烈启动，目标是建造世界最大的对撞机，但预算如脱缰野马，从30亿美元猛增至120亿，最终在1993年被国会一刀砍断。 杨振宁曾访问过SSC遗址，看到荒废的隧道和闲置的设备，他感叹道：“科学探索需要热情，但更需理性，2000亿元不是小数目，如果目标模糊，成本失控，代价将是整个科技生态的失衡。” 更让杨振宁揪心的是人才问题，他常引用数据指出，中国高能物理领域的人才全球占比不足1%，即便对撞机建成，也可能需要大量依赖外国科学家。 “到头来，我们出钱出力，却可能让九成成果由国际团队主导，这不就是给外国人做嫁衣吗？”他说这话时，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在杨振宁看来，真正的科技崛起，源于扎实的基础教育。 他年轻时在美国任教，目睹了西方如何通过投资中小学和大学，培养出一代代创新者，回国后，他走访过多所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在破旧教室里读书的场景，便更加坚定地主张：资金应优先用于改善教育条件，比如提高教师待遇、更新教学设备。 “2000亿元，如果投入基础教育，能培养多少未来的科学家？这才是刀刃上的钱。” 王贻芳则用激情和实证反击，在2018年的一次技术研讨会上，他站在投影幕前，详细展示CEPC的设计蓝图：第一阶段建设对撞机，第二阶段升级为超级装置，预计2035年完工。“欧洲人有LHC，美国人有Fermilab，为什么中国不能领跑？” 双方的辩论，在2016年至2023年间多次上演，有一次，在央视的访谈中，王贻芳直言杨振宁的观点“过于悲观”，而杨振宁则平静回应：“我不是反对科学，是反对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