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所塑造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会受苦——
美国也不例外。
——亚当·波森
世界正在抛弃美国，即使特朗普下台也难以逆转！-《外交事务》
《外交事务》2025年9月/10月刊刊文指出，后美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已拉开帷幕。作者亚当·波森（Adam S. Posen）——国际知名宏观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凭借其在货币政策、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深厚积淀，以及曾任职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参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朗普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激进转向，正以“地震级”力量重塑全球规范与制度架构，而这一变革的影响，即便特朗普下台也难以逆转。
一、从“全球保险人”到“利润榨取者”：美国角色的根本性转变
二战后近80年里，美国为全球提供了关键的“经济保险”——保障海空航行安全、维护财产权、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提供稳定的美元资产。参与这一体系的国家，只需缴纳“保费”（如遵循美国技术标准、依赖美国金融体系、为美军驻扎付费等），就能大幅降低不确定性，专注于经济发展。1980至2020年间，体系内国家收入总体趋同，暴力冲突减少，贫困国家得以融入全球市场，形成了“双赢”格局。
但特朗普政府，尤其在其第二任期，彻底颠覆了这一角色。美国不再是稳定的“保险人”，转而成为“利润榨取者”：威胁阻止他国进入美国市场、将军事同盟保护与采购美国产品强制挂钩、要求外国企业为其个人优先事项支付额外费用、施压墨西哥等国放弃中国工业投入品。这种“制造不确定性以谋利”的模式，在现代美国治理史上前所未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从这一体系中早已获利丰厚：超低成本的长期外债、外国对美巨额投资、全球对美元的依赖、盟友对美制裁的遵从……但特朗普政府却抛弃了这种稳定的“商业模式”，转而开启“客户减少、风险上升”的恶性循环。
二、盟友的背叛感与转向：从“紧密绑定”到“寻求自主”
特朗普的政策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打击最大。日本便是典型案例：四十多年来，日本将大量国民储蓄投入美国国债，在美大规模投资生产，配合美国在亚太的战略部署，甚至牺牲中国市场份额以迎合美国产业要求。然而2025年7月，美日贸易协议却要求日本缴纳“天价保费”——15%的汽车及零部件关税（较此前高十倍）、拿出相当于GDP 14%的资金由特朗普个人酌情支配，还要强制采购美国农产品与能源产品。即便履约，日本仍面临美国单方面加费的威胁。
这种“背叛感”在盟友中蔓延。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春季调查显示，日本对美积极看法比例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加拿大下降20个百分点，墨西哥暴跌32个百分点。失望之下，盟友开始寻求“自主投保”：加拿大抵制特朗普修改《美墨加协定》的企图，宣布扩大与欧盟贸易；澳大利亚、韩国虽短期仍需依赖美国，但已着手加强与中国、东盟的经济联系；北约成员国西班牙、土耳其则增加了英国“暴风”战斗机采购，减少对美装备依赖。
欧盟与东盟的转向更为明显。德国、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国，曾深度参与美国供应链与技术投资，但如今正加速强化彼此及与中国的合作。2025年春，印尼与中国达成30亿美元“双子”工业园协议，推动本币贸易与海上合作；中国在欧洲、东南亚工业供应链中的占比，也因美国的市场限制政策持续上升。对这些经济体而言，与中国的贸易虽无法完全替代美国“保险”，却能有效弥补美国政策带来的损失。
三、美元霸权松动：资本逃离与全球流动性危机
美国角色转变的核心冲击，在于削弱了美元的流动性与安全性——这曾是全球储蓄的“安全港”。特朗普政府多次威胁将投资者困在美债中（如强制交换长期债务）、惩罚非美元结算国家、攻击美联储独立性，叠加4月“解放日”关税、5月“大美丽法案”、6月威胁轰炸伊朗等政策震荡，彻底动摇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历史规律正在被打破：过去加征关税通常推动本币升值，但2025年特朗普实施关税时，美元却持续贬值；美债利率与美元走势的相关性也出现反转，资本开始在动荡中流出美国。这背后，是全球对美国政策不稳定性的担忧，已超过对美元的避险需求。
更严峻的是，全球储蓄长期依赖美国国债的“深度与安全性”，但如今这一渠道逐渐失效。中国、德国等顺差经济体无法将储蓄全部留在国内（否则会引发资产泡沫），而欧盟债券市场虽在扩张（如北欧国家增加国防开支推动欧元使用），却仍无法复制美元资产的流动性优势。这导致全球“安全资产荒”：非美元货币、黄金、加密货币等替代性资产价格飙升，却因流动性差加剧了金融危机风险，各国政府的货币政策空间也被大幅压缩。
四、双输困局：全球经济碎片化与美国的自我孤立
失去美国“经济保险”后，全球经济正在形成“高成本、低效率”的新秩序。各国不得不将资金用于对冲风险，而非推动创新与增长——政府增加储备应对美元债务风险，企业减少对外投资，私营部门选择“保守经营”，最终导致生产率增长放缓，最贫困的新兴市场更是陷入“失去保障且机会关闭”的绝境：中美洲、南亚、非洲部分国家债务高企，实际收入倒退至2000年前水平，只能通过出让资源或承接移民来换取美国“临时关照”，却无法获得可持续增长。
对美国而言，这场变革同样是“自我伤害”。即便签订更多双边协议，美国在商业与技术领域的影响力仍在衰退：欧洲、亚洲品牌正蚕食美国企业市场份额，汽车、金融科技等领域的技术标准日益脱离美国规范；供应链因“单一化”变得更脆弱，外国投资减少侵蚀美国生活水平与军事实力；抛弃发展中国家不仅加剧移民与公共卫生危机，也让美国错失潜在市场机遇。
波森指出，唯一的破局可能在于欧盟与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经济体联合，建立“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整合投资保障、争端解决机制与金融流动性。但这仍是对美国主导体系的“拙劣替代”，却已是避免全球经济陷入更大混乱的最优选项。
正如波森所言：“特朗普政府将全球经济的‘天堂’夷为平地，建起谋利的赌场，而这里很快将成为空荡荡的停车场。”这场由政治抉择引发的经济地震，已让世界踏上“后美国时代”的不可逆之路，无论未来美国政局如何变化，全球经济格局的重构都将持续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