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知青邵东平娶了地主家女儿。在新婚之夜，妻子问他：“东平哥，我家出

1971年，北京知青邵东平娶了地主家女儿。在新婚之夜，妻子问他：“东平哥，我家出身不好，你是认真的吗？”沉默了一会儿，邵东平将她拥入怀里，没有回答她的疑问。 初夏，北京的一批知青又踏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车厢里闷热、嘈杂，行李堆满过道。那一年，全国上下都在喊“到农村去”，而对他们来说，命运就装在那一只破旧的布包里。 邵东平在其中，二十出头，个子不高，皮肤晒得黑亮。他是那批下乡青年里最沉默的一个。别人打牌、唱歌、吵架，他只望着窗外，脸上没什么表情。车窗外的阳光亮得刺眼，尘土一阵阵地卷进车厢。 列车驶入山西一个叫北沟的小村。那是他的新家。从北京到这里，他成了“知识青年”。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和几十个知青一起，睡在土炕上，吃高粱面馍。生活艰苦，但他没抱怨。 半年后，村里传出消息——邵东平要结婚了。对象是地主家的女儿，一个瘦小的农村姑娘。村人议论纷纷，有人羡慕，有人摇头。地主的标签，在那个年月，是抹不去的印记。 婚礼那天，全村都来看。炕头摆着几碗鸡蛋，外面挂着红布条。没有音乐，没有鞭炮，只有一阵低声的祝福。夜里，风从窗缝灌进来，油灯摇晃。 新婚夜，妻子问出那句后来被人记住的话：“东平哥，我家出身不好，你是认真的吗？”他沉默很久，最后只是轻轻把她拥入怀中。 没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只是第二天，他照常去劳动，肩上挑着两桶水，脚印一串串印在泥地上。 在1971年的农村，出身就是命运。 地主的女儿，意味着祖辈被批斗、土地被没收、亲戚被隔离。即便再勤劳，也难洗去那一行“成分不好”的字样。 邵东平知道这一切。他来之前，村干部反复提醒——“少接触地主子女”。可他偏偏和那个姑娘走到了一起。她安静，干活利索，不爱多话。邵东平帮她修过一回水渠，从那以后两人就熟了。 他们的关系被村里人看在眼里。有人劝他：“别惹麻烦。”有人背地说他“犯糊涂”。他没解释，也没退。 婚后头一年，两人住在一间泥屋里。墙面斑驳，夜里老鼠窜来窜去。屋里只有一张炕、一口锅。那口锅，他们一起熬粥、煮面，也一起挨饿。 有人来串门，见到女方，眼神总带着一点躲闪。她总低着头，手指不停捻着围裙。邵东平什么也不说，只在别人走后默默出去劈柴。 一次，公社下发表格，要登记每户家庭成员的“出身”。邵东平拿起笔，想了很久，最后在妻子那一栏写了“贫农”。那一笔，歪斜而重。 他知道这可能是谎，但也知道，不写就意味着麻烦。那张表他交了，谁也没追究。可从那以后，他更沉默了。 乡村，知青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人熬不住，偷偷回城；有人一辈子留在农村。邵东平属于后者。 他从不抱怨，也不惹事。别人回北京探亲，他留在地里。有人写信要调动，他一句话不提。队里的人渐渐习惯了他，开始称他“老邵”。 妻子一直安分。她识字不多，却记账、种地样样能干。村里分粮，她排在最后，依旧笑着说：“能吃上就好。” 1976年，全国形势开始松动。出身问题逐渐不再成为判死刑的标签。那一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村里人说，孩子长得像他，眉眼沉静。 生活依旧艰难，偶尔听收音机，偶尔读报纸。他知道外面在变，却没想离开。有人问他：“你不想回北京？”他摇头：“家在这儿。” 那句“家在这儿”，让人听不出情绪。是认命，还是安稳，没人知道。 到了八十年代初，知青陆续返城。县里来人做登记，说可以申请回北京。他没去。妻子问他要不要试试，他说：“回去干啥？我已经习惯了。” 那时他三十多岁，脸上皱纹深了，手掌布满老茧。北京成了他口中的远方，而身边的土地，成了唯一的现实。 邵东平活到了晚年。有人说他老得快，是因为干活太多，也有人说他心里一直装着那个秘密——那句沉默的回答。 改革开放后，村里有了电灯，孩子上了学。人们渐渐不提“地主”“成分”，也没人再问他的婚事。年轻人不懂他当年的选择，只知道他夫妻恩爱，从不吵架。 有一年，老知青聚会，有人从北京赶来，带来照片和问候。那些人聊起当年插队的苦，讲得热闹。有人问：“老邵呢？他还在那村吗？” 有人说：“在啊，没走。他啊，认准一件事就不回头。” 那一年，他六十岁。妻子已经花白，两人仍住在那间旧屋旁。屋里多了一台收音机、一张合照。照片里，他仍不笑，只是安静地看着镜头。 有人劝他们搬到城里去，他摇头：“我在这儿一辈子了，走不动。” 后来，孩子们有的上大学，有的进城。每年春节，家里热闹一阵。别人问他后悔吗？他只说：“挺好。” 那两个字，轻得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