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一男子的父亲因肝癌晚期需要手术，主治医生告知需要家属全程陪护。作为独子，男子别无选择，在病榻前，用微信向领导发出了请假申请，消息显示“已读”，却迟迟没有回复。情急之下，男子又拨通电话，获得了领导“先处理家里的事吧”的口头应允。男子以为这便是准假，放心陪护父亲。不料，当男子返回岗位，等待他的却是一纸“旷工开除”通知，理由是“未经批准擅自离岗”。事后，领导矢口否认给过准假，强调未走完纸质流程的请假一律无效。男子不服，索要违法解雇赔偿金，历经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法院这样判决。 二零二一年深秋，王磊（化名）通过严格招聘，成为武汉一家建筑公司的采购专员，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总能在季度考核中稳获“合格”评级。 二零二四年初春，父亲持续数周的腹痛被诊断是肝癌晚期。王磊站在医院走廊里，手中的诊断书微微颤动。透过虚掩的病房门，他看见父亲消瘦的侧影，想起小时候父亲总爱把他扛在肩头看元宵灯会。 作为独子，王磊深知这份责任的分量，此后的一个多月里，王磊三次请假陪父亲复查。 每次王磊都提前完成工作交接，从未耽误采购进度。 三月十四日，主治医生办公室里的谈话格外凝重：“这是最后一次手术机会，术后至少需要一周密切护理。” 王磊沉默地点点头，在医生开具的手术通知单上签下名字时，指尖在“手术风险告知书”几个字上停留了许久。 三月十五日晚八点二十三分的病房，父亲刚服完止痛药睡去，王磊在手机编辑了请假和工作安排的短信发给总经理李总（化名）的微信 很快，信息显示“已读”，但李总却迟迟没有回复。 深夜十一点十分，王磊等不及了，主动拨通电话，向李总解释：“李总，医生说这可能是父亲最后的手术机会......”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冷冷的说道：“知道了，你先处理家里的事吧。” 这句看似随意的回应，却让王磊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在他看来，李总同意了请假。 之后，王磊全程陪同自己父亲，直至手术结束，好在手术比较顺利。 三月二十八日，王磊安顿好父亲赶到公司时，发现自己的办公电脑已被格式化。 行政部送来的通知单上写着“连续旷工8日”。更让他心寒的是，公司全员群里的除名公告，将他描述成擅自离岗、目无纪律的员工。几个项目群相继将他移出，连备份工作记录的机会都没留下。 随后，王磊收到了公司下发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理由是，未履行请假手续缺勤视为严重违纪。 王磊找到李总当面对质时，对方矢口否认：“当时只是安慰，不是准假。” 王磊翻遍手机，只找到那通电话的通话记录，却发现，这通重要的对话竟没有录音。 无奈之下，王磊申请了劳动仲裁，主张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及未结清工资差额。 在仲裁期间，公司出示了带有王磊签名的《员工手册》培训记录，强调：“口头承诺不具法律效力，纸质审批才是唯一凭证。” 王磊提交了微信已读回执、通话时间记录、完整的病历资料，还有同事证言证实日常请假多采用微信报备，等等。 二零二四年八月，仲裁委认为，用人单位在知晓紧急事由后未明确反对，应视为默示同意。公司解除行为违法，裁决支付赔偿金3.3万余元。 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 法院指出，该原则贯穿于劳动合同履行的全过程。 王磊的父亲罹患肝癌晚期并需要进行关键手术，作为家中独子，其承担必要的陪护与照料责任，为社会公序良俗所倡导。 公司《员工手册》虽规定需履行纸质审批流程，但本案情形特殊，王磊于周五晚间得知周日手术，次日即为周六，客观上已无法在常规工作时间内办理纸质审批手续。 在此紧急情况下，王磊通过微信详细陈述事由、请假期限并提供详尽的工作交接方案，已尽到其所能及的、最大限度的告知与勤勉义务。 其后，为确认领导态度，王磊进一步通过电话沟通，李总未对其请假要求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在电话中作出“先处理家里的事”的指示，足以使王磊产生“其请假已获批准”的合理信赖。 公司事后否认该口头同意的效力，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此外，王磊请假事由正当，且已履行了在当时紧急情况下所能做到的通知义务，并获得了管理层的实质同意。 法院认为，王磊的缺勤行为不具备“无正当理由”和“未经批准”的核心特征，不属于旷工。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所以，公司解除与王磊的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 基于此，法院判决公司向王磊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工资差额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 3.3 万余元。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