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1950年的年夜饭，阿菊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准备着饭菜，她的养母朱枫此时正在舟山群岛等待一艘可能永远都不会来的船。
而楼下，保密局特务谷正文已经在车里等了几个小时，脸色越来越难看。当王昌诚终于从楼上下来，递上写有朱枫藏身地点的纸条时，谷正文那张平时总是笑呵呵的脸，冷得像腊月的冰。
阿菊那句“等我把饭做完，咱们全家好好吃顿年夜饭”，看似平常，却彻底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轨迹。很多人以为，朱枫的暴露是败给了蔡孝乾的叛变或谷正文的专业侦查。
但台北国史馆里编号B19500220的档案显示，真正把枪顶到朱枫后脑勺上的，是女婿王昌诚换船票的价码，加上阿菊带路买旗袍时顺手的一指。
1950年2月1日，王昌诚用铅笔在便笺上写下三行字：陈太太、敲门节奏、出门时间，末尾补上一句只求一张去香港的船票。这张纸换了200美元，折合黄金一两半，在当时足够买两条命。
阿菊真的只是被迫的吗？解密档案显示，她陪朱枫逛了三次街，每次都挑同一家旗袍店，每次都让朱枫先走，自己留在原地跟店员闲聊。
谷正文晚年录音里说得直白：“没有这位小姐带路，他们只能掌握七成，剩下三成永远拼不上。”阿菊把七成推到满格，也变成历史罪人。
朱枫不是没有警觉。她给组织的最后一份电报里提到，“最近总有人盯着旗袍店，建议换路线”。可电报发出前，阿菊正好进门，问明天要不要一起去挑料子。
朱枫犹豫了两秒，点了头。这两秒，要了她的命。再老练的特工，也防不住家人递过来的毒苹果。
王昌诚年纪轻轻就当上科长，却终日惶惶不安。他趁朱枫外出，拿发卡挑开箱子锁，发现里面除几件绸衣，还有一张被体温捂热的金表，表盖内侧刻着“孝乾”二字，正是台工委书记蔡孝乾的表字。
这一发现没有让他立即告发，反而让他陷入更深的焦虑。阿菊那一边，心思更直接。她七岁被朱枫从育幼院领回，感恩是真，怕穷也是真。夜里，她听丈夫压声说：“要是岳母出事，你我工作都得丢，孩子的牛奶钱谁来出？ ”阿菊没回答，只把被角咬得死紧。次日清晨，她悄悄把朱枫换下的手帕交给王昌诚，帕角缝着一枚被扯扁的微型胶卷壳。
谷正文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他之所以始终对王昌诚以礼相待，不是顾念旧情，而是有自己的小算盘。
他不能确定朱枫是否真的离开了台湾，如果大张旗鼓地对付王昌诚，既可能打草惊蛇，也可能被二厅抢功。
重要的是，谷正文曾说过：“渗透啊，最重要的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他知道，如果聂曦得知调查到了王昌诚，肯定会想办法送走他一家。朱枫被捕后，为了不连累东海小组，毅然选择吞金自戕。
她此举让谷正文彻底折服：“要我说咱们就别在她身上白费力气了，她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的，我反正是做不到。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同志。”谷正文清楚地意识到，无论用什么手段，朱枫都不会背叛自己的信仰。
这间接说明了王昌诚一家已没有任何利用价值。而谷正文本是戴罪之身，先是弄丢了老郑，又无法从朱枫口中套出情报，一定会被问责。因此，他必须污蔑王昌诚来换功，减轻上司的怒火。如果阿菊没有出卖朱枫，谷正文根本无法坐实朱枫的身份，更无法抓捕到她。
阿菊看似救了王昌诚，实则害惨了他。王昌诚工作的保密局最注重忠诚，而他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岳母，同事们都不愿与这种无情无义的小人交往。
失去支持，他在工作中举步维艰。王昌诚永远想不明白，自己前途受阻的罪魁祸首不是朱枫，而是太太阿菊。与王昌诚一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美的选择。
当聂曦发觉被保密局盯上后，迅速安排阿美、王碧奎和孩子们离台。可阿美得知聂曦有问题时，毫不犹豫放弃与孩子团圆的机会，回去与聂曦共甘苦。
这一选择重创了谷正文，聂曦是交际科科长，光明正大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后，一部分人心中仍觉得他是冤枉的。否则，身为科长为何不送走太太？谷正文三番两次为难聂曦和吴石，让人怀疑他是故意栽赃、屈打成招。无论领导还是同事，都开始瞧不上谷正文。
阿美与王碧奎感情深厚，而阿美有稳定高薪的工作，她的帮助让王碧奎即使失去丈夫庇佑，仍能活得体面。这粉碎了谷正文想看她落魄的算计。
聂曦被捕后，阿美去看望他时依然穿着精美裙子，划着精致妆容，显然未受牵连。作为台湾最好医院的顶尖护士，院长指定她一起抢救朱枫。
阿菊在朱枫被捕后第七天，去保安司令部领走一只手表，那是朱枫被捕时戴的遗物。手表至今没有归还。怕死是本能，但顺手捞一笔，就把养母的命彻底卖光。
亲情在那一刻标了价，比黄金好算。朱枫给阿菊留下些钱，说“这段时间我不在，你把生意看着点”。
阿菊嘴上说“您放心”，等朱枫一走，她就偷偷去找人问：“这些钱还能再赚几个？”她早就在算计这笔“外来钱”。当保密局的人给她一点好处、再添上威胁，她就彻底崩了。
朱枫在狱中面对酷刑一声不吭，就是怕牵连阿菊。她直到死，都以为自己是在“保护家人”。 如果她在天有灵，知道最后出卖自己的竟然是那个喊她“妈”的女孩，不知会不会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