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在万人公判大会上，押解黄茂才的法警攥紧绳子。 可他却突然仰头嘶喊：“我不是特务！我为江姐递过药、传过信！冤枉啊！” 难不成是“冤假错案”？ 1925年，黄茂才出生在荣县一个佃农家庭。 父亲租种地主家的薄田，母亲靠纺线供他读了四年私塾。 14岁那年，累的一身病的父亲病逝了。 母子俩去求地主施舍块地安葬，反被骂“穷鬼也配占风水”。 最终，只能用草席裹尸埋在乱葬岗。 穷怕了的黄茂才，把读书当救命绳。 他咬牙读完初中，成了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1945年国民党抓壮丁，母亲跪在地主家门口求情，少爷刘重威看他可怜，把他塞进川康绥靖公署当文书。 而这个刘少爷，实则是军统特务。 他识字、算账、抄文件，样样利索，本以为能安稳度日。 谁料绥靖公署撤销后，他因“不会来事”被裁。 多亏稽查处赵科长说情，才被调去渣滓洞当看守。 平日里，他负责登记、放风、收风。 去之前，上司拍着他肩膀警告：“关的是共党要犯，凶得很！敢和他们套近乎，脑袋别想要！” 黄茂才害怕得很，而他只想有口饭吃，哪敢惹事？ 初到渣滓洞，他板着脸查监舍，凶得像换了个人。 可日子久了，他发现这些“犯人”不太一样。 有人教他认新字，有人摆龙门阵讲天下事。 最触动他的是江姐。 这个戴着镣铐的女人，被拷打后仍挺直脊梁，教他“人活一口气，要站着死”。 黄茂才开始动摇：“他们不是坏人。” 曾紫霞、江姐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的变化，故意找他拉家常：“小黄，听口音是川南人？” 同乡的情分，让他卸下心防。 难友们趁机给他讲“穷人要团结”“等解放了分田地”，他听得入神，渐渐成了“自己人”。 1948年冬天，黄茂才的“转变”有了实质行动。 江姐被捕后关进渣滓洞，黄茂才发现她伤口感染，趁放风时偷偷塞给她半瓶磺胺粉。 曾紫霞托他带信给重庆地下党，他绕开岗哨，把密信藏在鞋底。 他还记下报纸上的解放战报，折成小方块塞进难友的饭盒：“告诉大家，全国要解放了！” 最惊险的是1949年11月。 国民党溃退前要屠杀渣滓洞难友，黄茂才被列入遣散名单。 临走前，胡其芬烈士塞给他一卷纸：“这是《最后的报告》，务必交给地下党！” 他裹在棉絮里，一路躲过盘查，把这份记录着烈士遗言的报告，交到了重庆地下党员手中。 这些事，他从未声张。 在渣滓洞的两年，他始终是那个“老实抄写、帮忙跑腿”的看守。 直到1949年底重庆解放，他回到荣县，在小学当老师，以为能就此安稳度日。 1951年2月，黄茂才的平静被打破。 有人举报他是“渣滓洞特务”，参与杀害江姐。 公安来学校带走他时，他懵了：“我只是看守，没动过刑！” 可那是个“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档案里一份模糊的“押解文件签名”，成了定罪的铁证。 荣县万人公判大会上，布告写着“特务分子黄茂才，残害革命烈士”。 他被押上台时，才嘶吼：“我不是特务！我帮过江姐！” 最终暂缓执行，重新调查。 但调查陷入困局，有人说他“递过药”，有人说他“签过处决单”，档案互相矛盾。 1953年，法院维持原判，他被枪决。 1980年代初，国家启动历史冤案复查。 重庆、四川的旧档案被重新翻找，黄茂才的名字再次被提起。 复查组发现关键证据，所谓“处决清单签名”是抄件，日期比江姐牺牲时间晚。 幸存的老看守回忆：“小黄只是抄写员，从没参与刑讯”。 经过曾紫霞、江姐的战友证实，他确实传递过密信和药物。 1982年，四川省正式认定黄茂才案属误判。 此时，距他被枪决已三十一年。 黄茂才的悲剧，是那个年代的缩影。 他不是英雄，也非恶人，只是个想“混口饭吃”的穷小子，却被时代的浪潮推上“看守”的位置。 他想“做个好人”，却在政治运动中被当成“凶手”。 他的平反，不仅是一个人的清白，更照见了历史的复杂。 革命与复仇的界限，正义与误判的距离，以及普通人如何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 主要信源：（手机凤凰网——“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30年后被判无罪,成革命功臣,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