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军侦查员文国才到药店抓药。他对掌柜说：“小儿伤寒，麻烦开两副药。”掌柜回答：“少一味药，到别处去抓。”不料，文国才闻言转身就跑。 侦查员文国才攥着药方，出现在福兴药店门口。 他17岁参军，如今是八路军苏中侦察连的“老侦察”。 这次任务是买消炎药。 福兴药店的掌柜是先前接过头单的老伙计，文国才提前约好暗号。 上句“小儿伤寒，能否开四付药”，下句“甘草干姜汤，两味药即可”。 可他刚跨进门，掌柜就皱起眉：“少一味药，你去别处抓吧。” 不对。 文国才心里咯噔一下，暗号没接上，这是陷阱。 可这时门口的日本兵已经围成半圈，刺刀尖儿抵在他胸口。 文国才装出哆哆嗦嗦的样子喊冤：“我就是个抓药的良民！娃子烧得直抽搐，掌柜的非说我药方不对！” 日军哪信“良民”的辩解，直接把他拖进宪兵队审讯室。 皮鞭抽在背上，皮开肉绽。 他昏死后，又被盐水泼醒。 他咬着牙重复“我冤枉”，直到日本军官扭头，戴圆框眼镜的翻译官冲上来一耳光抽在他脸上。 文国才刚要骂“汉奸”，却觉对方指尖划过耳垂：“挺住，别暴露。” 他睁大肿成一条缝的眼，看见翻译官转身对日军点头哈腰：“太君，这就是个怕疼的老百姓，问不出什么的。” 后来他才知道，翻译官叫林默。 一个连真名都没留下的同志，此刻正用自己的“汉奸”身份，替他挡着最狠的拷问。 审了三天，日军没问出半点情报，把他扔进吴淞的土牢。 牢房里关着几个盐贩子，见他遍体鳞伤，递来半块硬馍：“新四军的兄弟？” 文国才摇头，却摸到怀里林默趁放风时塞给他的小剪刀。 夜里，他们用指甲抠墙缝，把土搓成细条，再一点点塞进砖缝里撬砖。 十多天后，地道挖通了。 文国才最后一个钻出去时，摸了摸墙根：“我等你。” 逃出日占区时，他回头望了眼宪兵队的烟囱，想起林默那记耳光。 不是羞辱，是递过来的“生门”。 回到根据地，文国才第一时间问：“林默呢？” 上级摇头：“情报组的同志说，他可能牺牲在黎明的炮火里，也可能换了身份继续潜伏。” 文国才不信。 林默懂暗号，会提醒他“挺住”，甚至塞给他剪刀。 可直到抗战胜利，他都没找到林默的半点踪迹。 后来他才慢慢明白，真正的好同志，从不会留下名字让你找。 其实，林默从来不是个例。 吴淞情报组的徐国璋，穿着白大褂在药房诊所“坐诊”，把军情写在药方背面，用“当归三钱”指代“日军增兵”。 女青年陈达，剪了短发冒名“陈淑兰”，混进日军飞机工厂当女工，把零件数量记在月经带的夹层里，每晚摸着带血的布料睡。 黄眷澜，把密信藏进纸灯罩的内层，每晚抱着可能爆炸的“灯”出门，把情报送到游击队手里。 灯灭了，她就说是“风吹的”。 他们穿着敌军的制服，吃着冷硬的饭团，把“汉奸”的骂名扛在肩上，只为给组织递一口氧。 文国才晚年时，常坐在阳台晒着太阳，摸口袋里的剪刀。 他说：“我不怪林默没留下名字。抗战从不是一个人的拼杀，是一群人把命拧成绳，有人站在明处冲，有人躲在暗处托。” 今日的我们， 应该明白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从来不是“牺牲者”，他们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我们”。 就像文国才说的：“我没找到林默，但我知道，他就在某个地方，像当年的月光一样，还亮着。” 这不是故事，是历史。 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暗夜里的星光！ 主要信源：《检察风云》杂志《我亲历的抗战——来自108位抗战老兵的记忆》、文国才(郴州地区图书馆学会会... - 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