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3年，魏明帝曹叡接受诸王朝见，期间中山王曹衮不小心犯了个禁忌，被人打小报

公元233年，魏明帝曹叡接受诸王朝见，期间中山王曹衮不小心犯了个禁忌，被人打小报告，不曾想曹叡一看，大笔一挥：“我叔叔这事就算了。” 公元233年，曹叡下诏，让各地的叔叔辈都回首都洛阳来朝见，搞个大型家族聚会。气氛组刚到位，监察御史的小报告就递上来了。 报告内容很劲爆：中山王曹衮，公然违反“藩王不得私下交通”的铁律！ 更要命的是，他约见的“私通”对象，是陈王曹植。 曹植是谁？那可是当年“七步成诗”，差点抢了曹丕皇位的狠角色。这下好了，两个“高危”叔叔凑一块了。监察部门的眼睛都亮了，这可是天大的功劳！赶紧上奏，请求“科处衮罪”——按律法办了曹衮！ 满朝文武估计都搬好了小板凳，准备看曹叡如何效仿他爹曹丕，来一场杀鸡儆猴的政治大戏。 结果，曹叡拿起笔，看了看奏折，批复的大意是： “嗨，我叔叔就是个书呆子，一门心思搞文学，忘了礼法规矩。他既然这么好学，这事就算了吧，特地饶恕他。” 这一下，满朝文武的眼镜碎了一地。 监察御史傻眼了：我冒着得罪皇亲国戚的风险打小报告，您就这么“算了”？ 曹衮和曹植也傻眼了：我俩就想开个“读书会”，谈谈文学，以为要掉脑袋了，结果就这？ 很多人把这事解读为曹叡难得的“温情”。 但在我看来，这哪是温情，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自信”秀。 咱们得先搞清楚，曹叡和他爹曹丕，那完全是两码事。 曹丕的皇位，是“争”来的。他是在一场你死我活的夺嫡大战中卷出来的胜利者。他看兄弟们，个个都像是潜在的威胁。他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把曹植、曹彰、曹熊这些人往死里摁，才能睡得踏实。 可曹叡的皇位，是“继承”来的。他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是曹魏政权的第二代。 等到233年，曹叡已经登基7年了。他那些叔叔们什么德行，他心里门儿清。 就拿这次“犯事”的两个主角来说： 曹植，早被他爹曹丕来回“迁徙”，换了十几个封地，手下连个能打的都没有，身边全是监视的眼线。他所有的政治能量，早就在“七步诗”的悲愤中耗光了，只剩下个诗人的空壳子。 曹衮，这位中山王，更是曹氏家族里的“一股清流”。史书说他“笃学好古，著文章，善属辞”，一辈子就三大爱好：读书、写诗、教育孩子。他被封为王，连个王府的官署都不设，天天在家研究学问，是出了名的“恭顺王爷”。 曹叡看着小报告，心里估计在乐：就这俩人？一个是被拔了牙的老虎，一个是宅在家的书虫。他俩凑一块，顶天了也就是交流一下《诗经》的读后感。 这能造反？ 对曹丕来说，“藩王交通”是能动摇国本的威胁。 对曹叡来说，“藩王交通”只是两个可怜叔叔的业余爱好。 想明白这一点，你再看曹叡的“大笔一挥”，味道就全变了。 如果曹叡真的按照监察御史说的，把曹衮给办了。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这个皇帝“虚”了。 这等于告诉满朝文武：“我怕了，我像我爹一样，害怕我这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叔叔。” 这不仅不会巩*固皇权，反而会暴露自己的不自信。 但曹叡偏不。他选择了“特加恕”。 这一“恕”，可比“严惩”高明太多了。他传递了三个清晰的信号： 对监察御史说： 你们的活干得没错，规矩还是规矩。但我这个皇帝，有权在规矩之上。你们是“法”，我是“天”。 对满朝文武说： 看看，我跟先帝不一样。我自信，我宽容。大魏的江山稳如泰山，我根本不担心什么“藩王之乱”。 对所有藩王说： 你们那点小心思，我全知道。高压线还在那，但别怕，只要你们乖乖当“书呆子”，别碰政治，我能容得下你们。 曹丕当年用“严刑峻法”建立的秩序，曹叡现在用“宽容赦免”来驾驭。 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控制。 这事在当时，绝对是个大新闻。曹衮被“特赦”后，感激涕零，回家后更老实了，闭门谢客，连州郡的官吏来拜访，他都一概不见，彻底活成了一个“透明人”。 曹叡这哥们，在历史上名声不太好。主要是他后期太能“作”了，又是盖宫殿，又是广采美女，把老爹曹丕攒下的家底嚯嚯得差不多了。 但你千万别真以为他是个“书呆子”皇帝。 曹叡的政治手腕，在三国第二代君主里，绝对是顶级的。 他亲政期间，蜀汉的诸葛亮那么牛，五次北伐，哪一次占到便宜了？全被曹叡顶回去了。东吴的孙权更别提，三次伐魏，次次被打得满头包。 他对内，能死死压住司马懿。他用司马懿，但绝不全信。司马懿在前线刚打完仗，他就立刻把兵权收回来，让他回洛阳“养老”。 曹叡活着一天，司马懿就得老老实实当“忠臣”。 他很清楚，司马懿这种权臣，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至于曹衮、曹植这种已经被阉割了政治生命的皇族，不过是笼子里的金丝雀，给点好脸色，还能博一个“仁慈”的美名，何乐不为？ 所以，公元233年的那场风波，根本不是什么叔侄情深。 那是一个精明的帝王，用一次“赦免”，轻描淡写地粉碎了一场潜在的政治危机，顺便还秀了一把自己的绝对权威。 他是在告诉所有人：规矩是我爹定的，但现在，我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