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晚年时，说过自己有三大遗憾。一是自己早年投身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生活什么滋味；二是自己虽然担任过国营洛阳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参加过大型工业项目建设，但是时间短，没有把一个大型项目搞完就调离了，对于工业建设不如农村工作熟悉；三是对于一些选拔培养的青年人，自己的辞职影响到了他们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己害了这些青年同志。 一位曾经位居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干部，在晚年却说自己有三大遗憾。这份坦诚的自省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纪登奎1923年出生，山西武乡人，这位在中国政治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人物，晚年的反思让人深思。进入九号院以后，纪登奎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也没有社会职务，参加的社会活动也不多。可以说，他晚年的主要生活是反思，或者说是关于本人官场生涯的政治反省。 纪登奎的第一个遗憾与教育有关。15岁的纪登奎开始参加革命，并加入了由中共领导的牺盟会。第二年，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正是这个早早投身革命的决定，让他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那个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许多有志青年都选择了投笔从戎。纪登奎也不例外，他把最宝贵的求学年华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 这种遗憾在他后来的工作中经常显现。每当看到那些有着深厚学术背景的同事在会议上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时，纪登奎内心总是有些羡慕。他通过自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大学校园里那种纯粹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的思想碰撞，对他来说永远是个空白。这不仅是个人的遗憾，也反映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共同境遇。 第二个遗憾与他在洛阳矿山机械厂的工作经历相关。1954年任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在大搞工业建设的背景下，这家工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前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据称纪登奎的任命，也是因为毛泽东的建议。1958年11月，洛阳矿山机器厂比计划提前一年建成投产。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面对缺乏办厂经验和文化技术知识的困难，他在毛泽东的教导和鼓舞下，通过三年多的业余学习，达到了中专技校毕业生的学识水平，并成功推动洛阳矿山机器厂提前一年建成投产。但纪登奎自己却觉得遗憾，因为他没能完整地经历一个大型工业项目从设计、建设到投产、运营的全过程。 不久，纪登奎就被调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这种频繁的调动虽然体现了组织对他能力的认可，但也让他对工业建设的认识始终停留在表面。相比之下，他对农村工作了如指掌，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每一个环节他都深度参与。这种知识结构的不平衡，在他后来担任更高职务时，有时会让他感到力不从心。 第三个遗憾最为沉重，涉及那些受到他牵连的年轻干部。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被边缘化；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辞去所有职务。纪登奎的政治生涯结束得很突然，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了他个人，也波及到了那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年轻干部。 在纪登奎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期间，他提拔和培养了不少年轻有为的干部。这些人才华横溢，本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展宏图。但随着纪登奎政治地位的变化，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被降职使用，有的被调到边缘部门，有的甚至完全失去了晋升机会。 这种连带责任让纪登奎深深自责。他经常说，这些年轻同志本来前程似锦，却因为与自己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政治风云变幻，但受伤害的往往是那些无法左右大局的普通人。这种愧疚感伴随了纪登奎的整个晚年。 1982年年底，他被安排到”九号院”继续工作。“九号院”具体位置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南街，曾经是国家农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等与农村工作紧密相关的多个部门的所在地。1983年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从副总理到研究员，这种身份的转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冲击。 但纪登奎适应得很快。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中，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这种务实的工作作风，让他在九号院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即使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依然保持着那种踏实肯干的品格。 1988年7月13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于北京，享年65岁。纪登奎的葬礼由九号院具体承办。葬礼的规格，是九号院请示中央领导后决定的。这个葬礼不是追悼会，而是遗体告别仪式。 纪登奎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详细记录这三个遗憾的笔记。这些文字朴实无华，却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内心世界。他的三个遗憾，既是个人的反思，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那一代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错过了系统的教育机会，但通过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在工作中经常面临调动，很难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深耕细作。而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也让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决定承担沉重的道德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