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张艺谋筹拍《红高粱》，女主选了“丰乳肥臀”的史可。可巩俐也想出演，于是张艺谋让巩俐去酒店试戏。没想到，摄影师顾长卫的一句话，改变了巩俐和史可两个人的命运。 很多人只知道《红高粱》让巩俐一战成名，却不知道这场选角背后，藏着80年代影视圈的创作生态、中戏的培养差异，还有连当事人都没细说的隐性筹备细节。 1987年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处于创作爆发期，鼓励新人导演大胆尝试，张艺谋从摄影转导演，《红高粱》不仅是他的处女作，更是西影厂当年重点扶持的“突围之作”。 当时华语电影在国际上几乎无话语权，厂里希望靠这部改编自莫言小说的作品打开局面，这让张艺谋的压力远不止“拍好一部戏”那么简单。 为了贴合小说里的“高粱地精神”，张艺谋不仅跑到山东高密借钱种高粱，还带着副导演杨凤良在当地住了一个多月，和村民同吃同住，记录民俗、听乡土故事，甚至跟着村民学种高粱。 这些采风细节后来都成了角色塑造的隐性素材，只是当时没人把这和选角联系起来。 那时候中戏对学生的培养路子很清晰，史可和巩俐虽同班，但侧重完全不同。 史可入学前就有多年民间歌舞团的经历，形体条件突出，老师重点打磨她的外在表现力，让她擅长驾驭“有爆发力、有视觉冲击力”的角色，这也是她能快速契合“九儿”外形与野性要求的核心原因。 她当时还参与过民间戏曲《花木兰》的片段排练，对“泼辣女性”的肢体表达有现成经验。 巩俐则是另一路，她入学时文化课和文学素养突出，老师更鼓励她“钻角色内心”，她曾在班级话剧《原野》中饰演金子，当时就因“用眼神传递复杂情绪”被老师表扬。 得知《红高粱》选角时，她没急着争取，反而先托人找到莫言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对比《红高粱》里九儿的性格脉络，发现这个角色的“野性”其实是“被逼出来的反抗”，而非天生的泼辣，这个解读角度在当时很新颖。 更关键的是，巩俐当时通过中戏老师联系到了莫言本人，请教了高密当地女性的生活细节。 比如她们表达委屈时不会哭闹，而是攥紧衣角、眼神发硬，这些细节后来都被她融进了试镜表演里，这是史可没做过的准备。 试镜那天的宾馆房间，其实还有个被忽略的细节：房间里摆着张艺谋从高密带回来的土布衣裳、高粱穗子，他让两人试演时穿上土布衣裳，就是想看看谁更能“融入场景”。 史可穿上后，动作舒展，野性十足，但总带着点“舞台表演的距离感”。 巩俐则不一样，她拿起高粱穗子轻轻摩挲，坐姿微微佝偻，像极了长期干农活的农村女性，这种“生活化的细节”被顾长卫精准捕捉。 顾长卫当时除了说“巩俐更上镜”，还补了一句关键话：“她的眼神里有‘土气’，这种接地气的感觉，镜头能抓得住。” 这句话背后，是西影厂当时的创作理念——要拍“让国际观众看懂的中国乡土故事”，过于外放的野性可能显得刻意，而巩俐的“内敛式反抗”更符合海外对东方女性的认知逻辑，这也是张艺谋最终下定决心的隐性原因。 史可得知换角后，并没有立刻回归校园，而是接受了西影厂另一部影片《杀手情》的邀请，导演正是看中了她的“外在爆发力”。 这部戏后来让她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只是热度被《红高粱》盖过，这是之前没提到的关键节点——她并非“被遗忘”，而是快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赛道。 巩俐拍摄时，除了挑水戏，还有个细节能体现她的准备：她跟着高密当地妇女学纳鞋底、挑担子，手上磨出了茧子，镜头里她挑水时肩膀的倾斜角度、走路的步态，都和当地妇女别无二致。 而且当时剧组用的是胶片拍摄，成本极高，巩俐的镜头通过率远超预期，顾长卫后来回忆，“她的特写镜头几乎不用重拍，眼神每次都在点上”。 这场选角还间接影响了中戏的教学方向——后来中戏在表演课中加入了“镜头适配训练”。 就是因为看到了史可和巩俐的案例：舞台表演的优势不一定能转化为镜头优势，角色塑造需要兼顾“文本贴合”和“镜头需求”。 回头看这场选角，根本不是“一句话改变命运”，而是80年代影视圈的创作需求、中戏的培养差异、演员的隐性准备，还有行业资源的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 史可的民间歌舞经验、外放表现力，让她成为“文本里的九儿”。 巩俐的文学积累、细节打磨、镜头适配力，让她成为“银幕上的九儿”。 两人后来的发展也暗合了这种差异：史可后来出演了多部话剧和现实主义电视剧，靠“舞台级的表现力”成为实力派。 巩俐则持续深耕“银幕角色”，靠“镜头感和内心戏”走向国际。 而那些新增的幕后细节——采风经历、中戏培养侧重、莫言的指导、预算与时间的权衡，才让这场选角故事更完整，也更能体现“没有偶然的成功，只有必然的适配”。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