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上将潘文华决定起义，却发现七姨太是特务，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对七姨太说：“我给你钱，你带孩子去香港吧！” 深秋的成都官邸里，煤油灯的光晕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晃动，七姨太抱着幼子的手微微收紧，他却不敢多看那双曾让他心动的眼睛——怕一丝犹豫泄了密。 一个从药铺学徒走到川军上将的人，为何在起义前夜对枕边人说出这样的话？ 十六岁那年，他揣着母亲缝的布鞋，从仁寿乡下来到成都，在药铺里学着用戥子称药、用铜碾子碾药，药香里藏着他对安稳日子的最初向往。 1908年的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青砖灰瓦的教室里，他和刘湘坐在同一张课桌前，课本上的“治军救国”四个字，后来成了两人戎马生涯的注脚——只是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不同的终点。 辛亥革命的炮火中，他带着一个排的士兵冲进县衙，辫子被流弹削断半截，血顺着脖颈流进衣领，却笑着对弟兄们喊：“清妖倒了！我们是民国的兵了！” 四川军阀混战的年月，他跟着刘湘在枪林弹雨中冲锋，二刘大战时左腿中过弹，养伤时刘湘端着汤药坐在床边：“文华，川军不能没有你。” 这份情谊，让他在川军从连长、营长一路做到师长，成了刘湘麾下最得力的臂膀。 可蒋介石的猜忌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他的心。派来的“监军”明着是协助，暗着却把他的作战计划往南京送；发给川军的军饷层层克扣，弟兄们饿着肚子打仗，他去质问，得到的却是“地方部队当以大局为重”的搪塞。 这“大局”，他看在眼里，是百姓流离失所，是川军成了蒋家王朝的炮灰。 抗日后期，延安来的密使在茶馆里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八个字：“停止内战，共赴国难。” 他捏着纸条，想起药铺里见过的那些因战乱断了腿的乞丐，想起战场上弟兄们临死前喊的“想回家”，心里那杆秤，开始偏向另一边。 1948年，辽沈、淮海战役的败讯像雪片一样飞来，他被调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明升暗降，手里的兵权被一点点架空。 那晚，他在地图上圈出成都，对心腹说：“不能让这里变成第二个徐州，城破了，百姓怎么办？” 七姨太是1946年娶进门的，知书达理，还会算账目，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抱着孩子叫他“将军”时，他甚至觉得，这辈子的征战，或许能在她这里找到归宿。 直到地下党送来情报，说她每周三下午都去春熙路那家“荣记布庄”——那是军统在成都的联络点。 他给七姨太的钱，是他多年的积蓄，用一个红木匣子装着，上面还刻着他的字“精忠报国”。 “香港安稳，孩子在那边读书，比在成都安全。”他说这话时，声音尽量平稳，可手却在桌下攥成了拳。 七姨太走的那天，他没去码头。站在官邸二楼，看着她抱着孩子上了船，船笛声响起，他才让副官把监视的人撤回来——那笔钱，是他买断过去情分的代价，也是给起义计划上的一道保险。 12月9日，彭县龙兴寺的香火缭绕中，他和刘文辉、邓锡侯的手握在一起。通电的稿子改了三稿，最后那句“以川民福祉为重，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他亲笔加的。 电报发出时，寺外的太阳正好照在“龙兴寺”的匾额上，金光闪闪。 成都守军投降的消息传来，他正在吃一碗担担面，辣子油溅到了胡子上，他却笑得像个孩子：“没打仗，好，没打仗就好。” 解放军进城那天，他站在城门口，看着穿着军装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队伍里有人认出他，喊了声“潘将军”，他立正，敬了个军礼——那是他给川军的礼，也是给新生中国的礼。 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办公室里，他桌上总放着一本《四川草药图谱》，那是药铺学徒时留下的唯一念想。 1950年春，他咳得越来越厉害，临终前，手里还攥着那张延安密使给的纸条，纸条边角已经磨破，字迹却依旧清晰。 64岁的生命，从药铺到战场，从军阀到起义将领，他最终把自己留在了成都——这座他守护过、也亲手迎来新生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