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戴笠想方设法得到王亚樵于上海的藏身之处后，领着手下一大批特务来此对其进行抓捕。破门而入之后，戴笠很快发现卧室的被窝尚有余温，便猜到人是刚刚逃跑，立即命人四处搜寻，然而确实毫无所获。 王亚樵，早年间他也想走正路，跟着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还专门上书建议成立暗杀组织去对付军阀。结果孙中山先生毕竟是搞大政治的，回绝得很干脆，意思大概是：革命要靠武装力量彻底推翻旧制度，杀一两个人不管用。 在王亚樵看来，太慢了！他觉得，既然那些军阀祸国殃民，那我送他们上西天就是替天行道。理念不合，他干脆跑到上海单干。 他在上海组建了赫赫有名的“斧头帮”，这可不是电影里那种只会收保护费的流氓团伙。王亚樵搞的是“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手里这帮兄弟，那是真的一把斧头一把斧头砍出来的地盘。几百把斧头在上海滩一亮，连当时的青帮大亨杜月笙、黄金荣都要让他三分。 有了地盘，王亚樵就开始实践他的“暗杀救国”理论了。他的名单里，有封建余孽，有贪官污吏，当然，更少不了后来的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的高官。 你很难想象，在那个特务横行的年代，王亚樵的操作有多“野”。 1923年，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镇压革命党人那是心狠手辣。王亚樵二话不说，派人在温泉浴室门口埋伏，徐国梁刚洗完澡出来，还没来得及享受清爽，就被送回了老家。这是王亚樵的“成名作”，也是他“民国暗杀大王”生涯的开端。 但真正让他名震天下的，还得是抗日。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在上海那个嚣张啊。到了4月29日，日军在虹口公园开“祝捷大会”，这简直是在中国人脸上扇耳光。王亚樵能忍？他立刻组织“铁血锄奸团”，派人混进会场。一声巨响，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被炸得血肉模糊，不久就挂了，其他十几个日本高官也是非死即伤。 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要知道，正面战场上想干掉一个日军大将有多难？王亚樵用一枚炸弹就做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他“杀敌无罪，有功”。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刻，这种极端的暴力手段，确实给了侵略者极大的心理震慑。 当然，王亚樵和蒋介石的梁子，结得更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王亚樵看得目眦欲裂，从此把枪口对准了蒋介石和宋子文。 庐山刺蒋、北站刺宋，虽然都因为种种原因差了一点点运气，但这足以让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人人自危。最绝的是1935年那次，国民党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的手下孙凤鸣化装成记者，把枪口对准了汪精卫。 本来目标是蒋介石，但老蒋这人直觉敏锐，那天愣是没出来照相。结果汪精卫成了替罪羊，身中三枪，虽然当时没死，但这几颗子弹后来成了他毙命的诱因。 这就引出了咱们标题里提到的那个场景。蒋介石是彻底毛了，严令戴笠必须破案。 说到戴笠和王亚樵，这关系可就复杂了。早年间戴笠流落上海时，还在王亚樵门下混过饭吃，算起来王亚樵是他的“恩师”也不为过。但现在各为其主，蒋介石下了死命令：悬赏金额从10万大洋直接涨到100万大洋！要么提头来见，要么你自己别回来了。 戴笠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抓人。1933年那次在上海的突袭，戴笠带着大批特务破门而入，摸着被窝还是热的，人却没影了。这足以说明王亚樵的反侦察能力有多强。他就像个幽灵，在上海滩的弄堂里穿梭，让军统的特务们一次次扑空。 可是，英雄末路，往往不是输给敌人，而是输给“自己人”。 王亚樵後來转移到了香港，又去了广西梧州投奔李济深。戴笠在上海抓不到人，就开始玩阴的。他抓了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这余立奎是个硬汉，打死不说。但戴笠转头去找了余立奎的小妾，婉君。 特务们威逼利诱，婉君最终妥协了。1936年9月，婉君假意邀请王亚樵去她住处商谈。王亚樵这人，讲义气，重感情，他对兄弟的女人没有防备。 那天，王亚樵一进门，特务们早就埋伏好了，先是一把石灰迷了他的眼。一代豪杰，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依然和特务们展开了殊死搏斗。但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身中5枪，被刺3刀。 王亚樵倒下了。他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公开的刑场上，而是死在了阴暗的背叛和特务的暗算中。戴笠为了向蒋介石交差，甚至还让人剥了王亚樵的脸皮带回去复命。 有一件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王亚樵虽然不是共产党，但他对共产党非常友好。中共地下党办报纸缺钱，他二话不说送去一万大洋；同志们要去延安没路费，他掏腰包；共产党员被捕了，他出资请律师辩护。他把共产党当成真正的朋友，因为他看透了，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救中国的。 1936年，随着广西梧州那间小屋里的枪声，世间再无“斧头帮帮主”，也再无那个让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王亚樵。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最终证明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话是对的，也是共产党走的路是对的——个人的暗杀救不了中国，只有唤醒民众、武装革命才能换以此新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