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韩宗琦是北京医院副院长，父辈与总理、邓颖超交情深厚，算是总理的晚辈。接到为总理整理遗体的任务时，他满心都是敬重与悲痛，指尖触到衣服布料的瞬间，却像被烫到一样缩回了手。 那是一套灰色法兰绒中山装，面料上的绒毛早已磨平，衣领泛着洗不掉的白痕，裤子膝盖处还有隐蔽破洞，搭配的白衬衫泛黄发旧，肩膀、领口都换过好几次补丁。 “老百姓离世都要备身新寿衣，总理操劳一生，就穿这满是岁月痕迹的旧衣？”韩宗琦攥着衣服的手都在抖，声音里的疼惜像针一样扎在每个人心上。 身边的卫士红着眼眶哽咽，他们何尝不心疼？只是总理生前节俭到了极致——住院时脚肿得穿不上旧布鞋，卫士悄悄找人赶制新鞋，他却反复叮嘱“别麻烦别人，旧的补补还能穿”；这套衣服已是从衣柜里挑出最整齐的一套，是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一穿就是二十三年。 韩宗琦听着解释，火气渐渐消了，眼眶却湿得更厉害。他蹲下身轻抚衣服上磨旧的纹路，想起总理侄女去内蒙古插队时，带走的军大衣带着旧痕，却陪伴侄女度过二十六个寒冬；想起总理身上那件“为人民服务”像章，边角磨得发亮，表盘磨损严重的手表从不离身，连内衣都打着密密麻麻的补丁。 有人或许会说，一国总理怎会如此“寒酸”？可这正是他刻进骨子里的坚守——“我是人民的总理，不能搞特殊”。 他深吸一口气，从几套旧中山装里找出相对最新的一件，也就六成新的样子，又找来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的布鞋，那鞋脚后跟还缝着纱布垫，是总理最后会见外宾时穿的。 整理遗体时，韩宗琦小心翼翼摘下总理的手表和像章，动作轻得怕惊扰了沉睡的伟人。为总理穿衣时，他特意把衣领理得笔挺，盖过腹部那道浅浅的手术伤疤——那是他带病工作到深夜的印记。 一旁的医护人员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想起他办公室彻夜不熄的灯光，想起他在病床上还批阅文件的身影，忍不住低声抽泣。 深夜十一点，经过理发、整容后的总理遗体，被安放在北京医院简陋的太平间里，那里不足百平方米，连像样的过道都没有，却承载着无数人的哀思。 1月11日下午，总理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长安街两侧挤满了群众，百万百姓手拿白花，顶着寒风哭送，十里长街的呜咽声，藏着所有人对总理的不舍与敬爱。 火化后，大家发现花150元买的骨灰盒装不下全部骨灰，只好临时找了个空花瓶盛放剩余骨灰与金属钮扣。 后来，按总理生前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不保留、不占地，把最后一点自己也还给了人民。 那套磨平绒毛的中山装，比任何华服都更耀眼；那个装过骨灰的空花瓶，比任何玉棺都更厚重。因为它们裹着的，是一个真正把心交给人民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