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为什么没有攻占延安。 一句话：没有实力攻占。 若有这个实力，日军早就攻占了。 抗战那几年，延安天天在炸。 自一九三八年前后起，日军轰炸机一趟接一趟飞来，三年间扔下去的重磅炸弹加起来过了一千枚，城墙倒了，街口塌了。 新中华报的战报却只好写上一句：“民房一百多间，猪两头，鸡几只，人命损失很小。”机关和老百姓早搬进山体窑洞，几丈黄土顶在头顶，炸弹砸过来，黄土抖一抖，洞里灯还亮着。 这种怪模样落在东京眼里，很扎心。 有些人随口一句“陕西穷，日本人懒得打”，还有人爱编什么“心照不宣”的说法。史料里给出的画面要冷硬得多。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有八路军的军校，国民党在汉中也有黄埔分校，对日本参谋本部来说，这一块在中国地图上，只能排在重庆后面，绝不是可以随手放过的偏角。 要追问日军为什么没攻下延安，得从东北算起。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沈阳北大营被偷袭，张学良执行“不抵抗”，东北防线很快崩塌。 一九三二年前后，伪满洲国被扶起来，老张家的军工厂被接收，火炮、子弹、钢板从东三省源源不断送出，那里成了侵华的大后方。 一九三七年，日本自觉条件成熟，在华北、华中发动全面战争，大声喊出“三个月灭亡中国”。 问题在于国力。日本本土面积有限，资源紧巴，仗一开，兵就被一块块钉死。 朝鲜要驻军，东北要驻军，华北、华中、华南的铁路、港口、矿山也要人守。 到了一九三九年前后，有估算说，日本在中国战场真正能机动的兵力不超过三十万，其余多半散在各地“看门”。这一年，东京高层已经看明白，速胜无望，再加码只会陷进去，只能把眼光转到东南亚那一堆石油和橡胶上。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方向开火，日本又得抽兵去对付新的对手，中国战场一下被挤在边上。 关东军要兵，中国派遣军要兵，南线要兵，轮到专门为陕西、为延安筹集一支大兵团时，手里的筹码已经所剩无几。 纸面上看还有余地，参谋真正把棋子摆到地图上，就只能苦笑。 就算真省出兵来也得过地形这一关。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青藏高原在最上，东部平原在最下，中间一层是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秦岭。陕西就趴在这一层，黄河以西、秦岭以北，对坦克、卡车来说，这里是一片黏糊糊的泥地。 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日军在黄河一线发动过七十多次渡河行动，工兵搭浮桥，守军端着火炮在岸上等，浮桥刚接好，就被火力和急流拆得七零八落。 永济一带那次算是典型。 守军提前把渡船凿沉，日军只好亲自搭桥，桥身刚到河心就被洪水掀翻，连人带炮车掉进黄河，一个中队被卷得不成样子。 几番折腾，日军对“硬闯黄河”心里开始打鼓。就算过了河，前头还有潼关这道口子。 这里山道狭窄，国民党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压在一线，坦克在山腰上排成长龙，展开不开，退也难退，重炮被卡在拐弯处，只能当靶子挨打。一九四二年，日本曾研究从潼关打进陕西、再南下川渝的方案，算到兵力和补给，只能把卷宗压回去。 往西北看，是陕甘宁那一大片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日军飞行员在一九三八年冬天的侦察报告里写过一句顺嘴的话，说那一带“山像被爪子抓过，沟比路多，坦克进去就是铁棺材”。 这句评价进了日本参谋本部档案，摊在东京案头。 参谋拿尺子在地图上来回比划，前进方向上的等高线挤在一起，谁都明白，真把一个整师团丢进去，供给线拉得老长，再碰上游击队在后边捅几刀，想全身而退几乎是做梦。 延安周围也不是空地，一九三八年，日军第二十六师团抽出两千多人，带着二十多门火炮，准备在黄河一带强渡，八路军警备第六团等到日军渡到河心、队形挤在一起时，才压着扳机开火，这股兵力被打得七零八落。 没多久，日军加码到旅团规模，沿汾离公路往前挤，八路军第八团早埋伏在山坡两边，夜里冷枪一通，把那条机械化队伍敲成几截。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对陕西方向搞过二十多次试探性进攻，陕北府谷一带曾短暂失守数小时，很快被收回。 真正让日本犯难的，是那一圈“看不见”的防线。 陕甘宁边区档案记着，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三年，登记在册的民兵有二十六万七千人，手里有四万二千多条土枪，一万一千多枚地雷，地下挖出三千七百里地道。 白天扛锄头，晚上扛枪，打一仗又散回村里，想抓干净根本不可能。 一边打仗，一边还得过日子。 南泥湾开荒不只是歌里好听，一九四二年前后，边区棉花自给率已经到六成多，纸张接近七八成，食盐甚至有盈余，最缺的是铜和化工原料。 兵工厂把坏钟、旧铜钱、破铜像丢进炉子里熔成零件，子弹虽然不多，配上熟门熟路的游击战、伏击战，却足够让日军在山路上处处掂量，“以战养战”的老路，在这片黄土上走不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伪满洲国垮了，华北不少城市经历了占领又收回，陕西这一块，从头到尾没进过日占区。 那座被炸得坑坑洼洼的黄土城，在窑洞灯火里站到终点，对那支自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军队来说，这里不是谁大发慈悲留下的空白，而是一块怎么算账都啃不动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