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帝国主义敢打、敢赢、能赢，是毛泽东思想留给中国的宝贵财富。 在追溯新中国波澜壮阔的成长史时，我们常着眼于经济成就与制度变革，但有一种更深层的力量，如基石般托举着这个国家的每一次飞跃，这便是由毛泽东思想所铸就的斗争精神。 它并非好战的冲动，而是一种植根于民族尊严与生存智慧的哲学，其精髓可概括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境界：敢打、敢赢、能赢。 回首近代，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刻骨铭心。洋人几艘炮舰便能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一万八千余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直入北京城，而守军与义和团数十万之众却难以有效御敌； “七七事变”时，日军仅八千四百人，却直面十万中国军队。历史残酷地证明：“不敢打，就意味着永远被宰割。” 这种“敢打”的精神，首先是一种民族生存意志的觉醒，它终结了“天天被割肉、时时被蚕食”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选择，更是精神上的站直，意味着在任何强权压迫面前，都保有说不的勇气与决心。 仅有“敢打”的勇气是不够的。若面对强敌，先在气势上矮了半截，只求自保而不图全胜，斗争便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永无宁日。 因此，“敢赢”是比“敢打”更进一步的境界。它代表着一种必胜的信念，如同特级英雄杨根思振聋发聩的“三个不相信”：“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志愿军战士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里，在上甘岭的狂轰滥炸中，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 “敢打”、“敢赢”最终必须落到“能赢”上。光有牺牲精神而无法取胜，终究不可持续。毛泽东思想的务实与高明，正体现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策略上。 一切的“走”都是为了最终的“打”，它拒绝逞匹夫之勇，追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抗美援朝，是这三者最完美的集中体现。 我们不仅在装备极度劣势的情况下与强敌血战，更通过这场立国之战，打掉了百年屈辱，换来了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为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工业根基。 无论是炮击紫石英号终结了西方军舰在中国内河的横行特权，还是在与苏联的交锋中坚守独立自主，都遵循着这一逻辑：通过精准有力的斗争，将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精神力量的影响是深远而具体的。正是经历了一次次“能赢”的实践，才让新中国赢得了真正的和平建设环境。 当美国人后在越南战场上始终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时，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斗争精神所产生的巨大威慑。它让世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每一步都伴随着维护核心利益的坚定决心。 “敢打、敢赢、能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闭环。“敢打”是前提，解决了生存尊严问题；“敢赢”是信念，树立了精神上的优势；而“能赢”是方法与结果，确保了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 这不仅仅是历史的遗产，更是一种活的、延续至今的民族风骨。它告诉我们，尊严与和平，从来不是他人的馈赠，而是凭借强大意志与超凡智慧斗争出来的成果。 在百年变局的今日，这种源自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内核，依然是我们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破浪前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