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7岁的大地主戴万龄被日军擒获，竟用两块钢板将戴万龄夹在中间，用铁丝捆绑后，泼上汽油点火焚烧，即使烈火焚身，他依然高声痛骂日军，而日军将其残忍杀害后，扔进了狼狗圈。 没人会把“大地主”和“抗日义士”这两个标签绑在同一个人身上，可吉林敦化黄泥河的戴万龄偏就活成了这样的传奇。 祖上是山东来的闯关东人，爷爷挑着担子落脚敦化，父亲开起杂货铺，到他这辈，田产从山脚连到河湾，镇上半条街的铺面都挂着“戴记”的招牌。 可这个穿绸缎马褂的地主，见不得乡亲受苦——1929年闹旱灾，他让伙计打开粮仓，自家吃杂粮也要让饥民喝上稠粥；邻村张老五被土匪绑票，他揣着五十块大洋走了三十里山路去赎人，回来时鞋底子都磨穿了。 乡亲们喊他“戴善人”时，谁也没料到，这个花甲老人会有一天把账房变成军火库。 1931年秋，日军的卡车开进敦化那天，戴万龄正在核对秋收账目。 粮仓的木门被刺刀劈得稀烂，日军士兵扛着米袋往卡车上扔，自家“戴记粮行”的伙计被推倒在地，嘴角淌着血。 后院突然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他跑过去一看，小孙子躺在奶妈怀里，额头一个青紫色的血包——那个刚会喊“爷爷”的娃娃，因为拽了一个日军士兵的衣角，被枪托狠狠砸中，当晚就没了气。 守着孙子冰冷的身体，他把账房里的金条、银元全倒在桌上，让管家去奉天买枪：“有枪就能护着咱这方水土。” 护院、佃户、邻村的猎户都来了，三十几个人背着土枪、猎刀，在山神庙前磕头结盟，这支“戴家队”成了敦化最早的民间抗日武装。 1932年开春，他带着队伍投奔吉林抗日救国军，成了第三团团长。 队伍从几十人扩到三百多，军饷、弹药全靠他变卖土地、商号支撑。 有次夜袭日军据点，他左腿被子弹打穿，卫生员要背他撤退，他摆摆手：“打完这仗再说！” 咬着牙跪在雪地里指挥，直到据点的炮楼塌了，才让人用门板抬下去，挖子弹时连麻药都没打，汗珠子砸在地上成了冰碴。 日军恨他入骨，几次派人送劝降信，说只要归顺就给“满洲国”的高官，他把信撕了扔进火盆：“我戴万龄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当时不少地主要么投靠日军当维持会长，要么卷着家产跑路，有人劝他：“您一把年纪，守着家业安度晚年不好吗？” 他指着墙上的祖上牌位：“祖宗留下的地，不能成了日本人的；乡亲们的命，不能由着日本人糟蹋！” 1937年冬，日军一个大队围了他的驻地，弹药打光了，护兵要把战马让给他，他却把缰绳塞给受伤的通讯兵：“你年轻，活着出去报信。” 寡不敌众的激战过后，他因为体力不支被日军擒获。 铁丝勒进皮肉时，他想起山神庙前的誓言；汽油泼上身时，他看见小孙子笑着朝他跑来。 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痛骂声却一声比一声响，直到烈火吞掉最后一丝气息。 在那个年代，乡土就是中国人的根，戴万龄守的不只是自家的千顷良田，更是祖祖辈辈开垦的家园——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守土”情结，让他没法像其他地主那样转身离开。 他的商号没了，土地易主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让日本人知道，这片土地上有人不肯低头。 戴万龄死后，儿子戴克政带着残部继续在长白山里打游击，队伍里总有人念叨：“戴团长说过，地没了能再垦，国没了就啥都没了。” 黄泥河的老人常给孩子讲那个冬天的故事：火光照亮了半个夜空，有人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喊“打倒小日本”，一声比一声响，直到火灭了，雪落了。 如今再看那两块被烈火熏黑的钢板——日军以为这样能摧毁中国人的骨气，却没想到，一个地主用最惨烈的死，在黑土地上种出了更旺的抗日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