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一人被吴国俘获，诸葛亮寝食难安，孙权放人后，才追悔莫及。 蜀汉建兴六年冬，一则来自江东的密报打乱了诸葛亮北伐筹备的节奏。荆州名士习祯之子习忠，奉命出使东吴洽谈边境互市事宜，途经武昌时被东吴都尉强行扣押，沦为孙权的阶下囚。习祯本是荆楚俊杰，早年随刘备入蜀，官至广汉太守，与马良等荆州派重臣交厚，其家族在南郡旧部中声望极高。习忠被俘的消息传回汉中大营，诸葛亮即刻调整部署，将原本用于北伐前线的部分精力转向蜀吴边境协调，连日来废寝忘食，只因深知此人关乎蜀汉内部稳定与联吴抗曹大局。 孙权扣押习忠的意图极为明确。自关羽失荆州后，蜀吴联盟虽经诸葛瑾多次斡旋得以维系，但双方在荆州归属问题上的分歧始终未消。孙权认定诸葛亮始终怀有收复荆州的图谋，而习忠作为荆州士族核心成员，正是拿捏蜀汉的关键筹码。通过扣押习忠，既可试探蜀汉对荆州旧部的重视程度，亦可在后续的盟约谈判中逼迫蜀汉让步，甚至幻想借此瓦解荆州派对蜀汉的忠诚度，削弱诸葛亮的执政根基。扣押期间，孙权曾授意部下对习忠加以施压，试图迫使其表态依附东吴，却始终未能如愿。 诸葛亮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彼时街亭之失的阴影尚未消散，蜀汉北伐大军亟需稳定的后方与外部盟友支持。荆州旧部作为蜀汉政权的重要支柱，遍布军政要害部门，习忠被俘的消息若扩散，极易引发南郡旧部的恐慌，甚至可能被曹魏势力利用，挑起蜀汉内部动荡。 更为关键的是，诸葛亮深知孙权的战略野心，此前周瑜曾有扣押刘备以瓦解蜀汉前身势力的谋划，虽未被孙权采纳，但此次扣押习忠显然是故技重施。诸葛亮明白，一旦处理不当，不仅联吴抗曹的国策会彻底破产，蜀汉还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为化解危机，诸葛亮采取了多线并行的策略。一方面，他严令封锁消息，避免引发内部恐慌，同时暗中安抚习祯旧部，承诺必会全力营救习忠，稳固人心；另一方面，他启用长期负责蜀吴外交的诸葛瑾作为沟通桥梁，既因其与孙权的“神交”关系，也借其诸葛亮兄长的特殊身份传递诚意，避免直接交涉引发的对立。 诸葛瑾按照诸葛亮的授意，在面见孙权时并未急于求放人，而是先陈说蜀吴联盟破裂对双方的危害，再逐步提及习忠被俘对荆州士族群体的影响，暗示此举可能引发蜀汉内部荆州派的反弹，反而不利于东吴后续战略布局。 建兴七年春，孙权的态度逐渐松动。经过数月观察，他发现蜀汉内部并未因习忠被俘出现动荡，诸葛亮反而借机强化了南郡驻军的防备，将原本分散的荆州旧部兵力进行整合，使东吴若想借人质施压的图谋落空。 同时，曹魏在淮南地区的军事调动日益频繁，孙权意识到此时与蜀汉交恶并非明智之举，若诸葛亮放弃联吴策略转而与曹魏和解，东吴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诸葛瑾的持续斡旋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始终以温厚诚信的态度传递蜀汉的立场，既不妥协让步，也不激化矛盾，让孙权逐渐认识到扣押习忠的利弊失衡。 最终，孙权决定释放习忠，但提出蜀汉需承认东吴对武昌周边屯田区的实际控制权作为交换。诸葛亮权衡再三后同意了这一条件，毕竟相较于联盟稳固与内部安定，局部利益的让步得不偿失。同年秋，习忠顺利归蜀，诸葛亮特意将其派往南郡协助安抚地方，借助其家族声望进一步巩固荆州旧部的凝聚力。而孙权在释放习忠后不久，便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失误，陷入深深的追悔之中。 习忠归蜀后，不仅带回了东吴的军政部署细节，更向诸葛亮传递了江东内部对孙权战略决策的分歧。诸葛亮借此机会调整外交策略，加强了与东吴内部主和派的隐秘联系，同时利用习忠带回的吴地稻种，在广汉平原推广种植，提升了蜀汉的粮食储备。更为关键的是，孙权释放习忠的举动，间接削弱了其在东吴内部的权威，让主战派认为其对蜀汉过于软弱，而蜀汉则借此次事件彻底稳住了荆州旧部人心，整合了内部力量。 后续局势的发展更印证了孙权的失算。习忠在南郡的治理中展现出卓越才干，迅速整合了当地的军政资源，使蜀汉在蜀吴边境的防御体系更加稳固，让孙权此前试图通过边境施压的计划彻底破产。而诸葛亮则借着联盟稳固的契机，全力推进北伐筹备，短短两年内便完成了兵力整训与物资储备，为后续的北伐行动奠定了基础。 孙权此时才明白，自己扣押的并非普通的人质，而是牵制蜀汉荆州派的关键节点，释放习忠不仅没能换来实质性利益，反而让诸葛亮借势完成了内部整合，使蜀汉的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反观东吴，既未能通过扣押人质达成战略目的，又失去了制约蜀汉的重要筹码，此后在与蜀汉的联盟中逐渐陷入被动，这也成为孙权晚年外交决策中的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