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喜鹊纹床柱的木纹里，嵌着六十八年未干的泪痕，那是张琼华婚姻里无声的悲泣。 九十岁的她坐在空荡荡的堂屋，阳光斜斜扫过青砖地，却照不进她心底的荒芜。 1980年春，郭家宅院的朱漆大门吱呀作响，她最后一次目送侄孙远去，背影单薄如纸。 街坊李婆婆总说：“从没见郭八媳妇笑过，连买根针都独自来去，孤得让人心疼。” 没人知道，这份孤独的源头，是1912年冬红烛下那场潦草的相遇。 十九岁的她裹着绣花嫁衣，三寸金莲踩在冰冷的门槛上，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 盖头被挑落的瞬间，她撞见郭沫若眼里的不耐，那目光像寒风吹灭了她所有期待。 五天婚假，他多数时间躲在书房，连同桌吃饭都寥寥无几，更无半分温存。 他走的那天，天还未亮，她煮好的汤圆在碗里渐渐冷却，他却未曾回头看一眼。 从此，她成了郭家名义上的媳妇，守着一座空院，开始了漫长的独居岁月。 晨起伺候公婆梳洗，日间打理家事，夜里对着油灯发呆，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 妯娌们聚在一起说笑，她只能远远站着，插不上话，也不愿凑那份热闹。 不识字的她，偷偷央小姑子教写字，最先学会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郭沫若”。 夜里在桌面上反复书写，写完又用湿布擦去，仿佛这样就能留住些什么。 他东渡日本后，偶尔有信寄来，她总是小心翼翼拆开，读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断绝，只剩一句“照顾好父母”，将她牢牢捆绑。 民国十五年，听闻他在京另娶的消息，她正在纳鞋底，针线猛地扎进手指。 鲜血染红了白布，她却浑然不觉，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眼泪无声滑落。 二十六年后他归来，已是名满天下的文豪，身边早已没有她的位置。 老父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说起这些年她的操劳，他只是深深鞠了一躬。 那弯腰的弧度里，没有愧疚，没有怜惜，只有对一个“老仆”的客套致谢。 他留下一幅墨宝，她如获至宝，缝了锦袋珍藏，却从不敢在人前展示。 公公去世后，宅院更显空旷，风吹过庭院的树梢，只剩呜呜的声响，像在叹息。 她学着做叶儿粑，在巷口叫卖，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依旧是无边的孤寂。 饿了自己煮碗稀粥，病了自己找药吃，六十多年里，苦难从未有人与她分担。 过继的侄女成了她唯一的慰藉，可侄女长大嫁人后，她又回到了孤身一人的状态。 那次赴京相见，她特意做了新的蓝布衫，梳洗得一丝不苟，却只说了三句话就被打断。 回来后，她对侄辈强颜欢笑，说他一切安好，夜里却对着北方的方向，哭到天明。 她把他的旧物视若珍宝，每一件都藏着不敢言说的牵挂，却从不与人提及。 夜深人静时，她会抚摸那张雕花木床的喜鹊纹，心里默念：“为何不搭桥？” 七十岁那年，她把所有与他相关的书信烧了，灰烬拌着水咽进肚里，像是吞掉半生执念。 文物征集时，她捐出了他的旧书、照片，唯独那张床，她躺了一整天，泪流满面。 1980年冬，她安详离世，手里攥着那个装墨宝的空锦袋，脸上没有丝毫波澜。 如今，那张雕花木床陈列在乐山博物馆，床柱的喜鹊纹依旧清晰，却无人知晓背后的故事。 没有她的名字，没有她的生平，她的六十八年虚名婚姻，成了无人问津的过往。 她是旧时代女性的缩影，在婚姻的牢笼里孤独一生，悲凉与不甘，都藏进了时光深处。 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那些无声的泪水，都随着岁月流逝，成了永恒的遗憾。 主要信源：（封面新闻——郭沫若和张琼华，谁才是旧礼制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