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聂曦，身中七枪，壮烈牺牲！ 1950年台湾党组织，因为被蔡孝乾出卖，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将领，他是上校级别，随着吴将军被抓，他一样被害了，牺牲前他目光如炬，勇敢赴义，身中七枪，壮烈牺牲。 他面对特务的残酷的刑罚，没有屈服，没有出卖组织，而是选择慷慨赴义！他的牺牲悲壮而崇高，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无数英雄负重前行！ —— 枪声在台北川端桥边炸响，七颗子弹像七道闪电，把三十岁的聂曦钉进黎明前的黑暗。血顺着石缝往河里淌，把淡水河染成一条暗红的绸带。对岸的灯火还亮着，歌舞厅里《夜来香》正唱到高腔，没人知道这边刚结束一条命。特务踢了踢尸体，确认没气，才叼着烟往车里钻，车轮碾过血泊，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随意。 可他们没看见，聂曦倒下前嘴角带着笑，那笑像把刀，插在蔡孝乾的眼皮底下——出卖者当晚就做了噩梦，梦见七颗子弹排着队钻进自己脑袋，醒来裤裆湿了一大片。 把时间往前拨半年，南京路一家裁缝铺的阁楼，聂曦正给吴石将军缝最后一颗扣子。窗外雨声敲铁皮，像无数小鼓。吴石低声说：“老聂，要是哪天我先走，你别学我写字留遗言，太文绉绉，咱们军人，留点血就够了。”聂曦咧嘴：“将军，你留遗言，我留子弹，看谁先请对方喝酒。”两人相视大笑，笑得像明天就能回家抱孩子。谁料分别真就是永别，吴石先被拖进刑场，聂曦后脚跟进，中间只隔了十七天。 蔡孝乾的叛变像一把钝刀，慢慢锯断整个台湾省委的喉咙。这老头儿当年也在延安啃过窝头，回台湾却迷上日式料理和美国威士忌，把信仰当旧衣服扔给洗衣店。他供出的人名写满三十页纸，每页都血迹斑斑。聂曦的名字排在中间，旁边画了个红圈，特务头子叶翔之在旁边批注：“上将之材，可惜不听话。” 抓人的那晚，聂曦正在家里给孩子洗尿布。老婆坐月子，他笨手笨脚，把香皂打成鸭子形状哄儿子笑。门被砸开，十几支手枪对准婴儿床。聂曦举起湿哒哒的双手，回头对老婆说了句台语：“忍耐一下，我很快转来。”老婆哭到昏厥，孩子突然不哭了，瞪大眼睛望着父亲，像要把这张脸刻进DNA。 审讯室在警总后院，原先是日本宪兵队养狼狗的地方，墙上还留着昭和年间的铁环。聂曦被吊在铁环上，脚尖刚好够着地，像跳一场永远跳不完的芭蕾。特务把竹签钉进指甲缝，边钉边问：“吴石把情报藏哪？”聂曦疼得浑身打摆子，却用闽南语骂：“干你娘，藏在你祖坟里，自己去挖。”竹签断了，换烧红的铁条，肉香混着焦糊味飘出窗外，隔壁关押的学生开始呕吐。 第三天夜里，审他的人换了，是个穿西装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说话软绵绵：“聂上校，你在日本陆军大学拿过第一名，蒋总统都说你是‘芝兰玉树’，何必为对岸卖命？只要你写个自白书，我保你当少将，再批一栋阳明山的洋房。”聂曦抬起头，肿成一条缝的眼睛里突然闪出光：“小子，你知道我为啥取名叫曦？我阿公说，晨曦的曦，是黑夜的最后一刀。你们天快亮了，但刀还在我手里。”说完一口血啐在对方白衬衫上，像开出一朵梅花。 行刑前夜，特务给他送来烧酒卤味，说是“上路饭”。聂曦把猪脚啃得干干净净，骨头排成一排，小声哼《义勇军进行曲》，哼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声音突然拔高，看守吓得一哆嗦，枪都掉地上。他笑：“别紧张，老子不跑，老子只是先把号子练起来，到时候好集合。” 枪响那一刻，台北的天空刚好泛起蟹壳青。第一颗子弹打穿左胸，他往前冲；第二颗打断腿骨，他跪地仍挺腰；第三颗第四颗钻进腹腔，血像喷泉；第五颗第六颗打在肩膀，手臂垂下却握拳；第七颗从右太阳穴进去，左眼眶出来，眼球挂在脸颊，像一颗不肯闭上的星星。尸体被踢进预挖的土坑，特务铲土时，那只挂在外面的眼球突然眨了一下，吓得铲土的小兵当场疯掉，后半辈子见人就喊“他看我！他看我！”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可历史总爱留尾巴。聂曦的儿子后来偷渡到香港，身上只带一张父亲穿军装的照片。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爸爸去出差，很快回来。”儿子把照片装进塑料袋，再套一层塑料袋，一层又一层，像给记忆穿防弹衣。三十年后，他作为台商回到福州，在马尾码头对着台湾方向跪下，把照片一张张烧给海风，边烧边说：“爸，你讲的很快，真的好快，快到我头发都白了。” 有人问我，写这些陈年血案图啥？又不能让死人复活。我说，图个“记得”。记得有人用三十岁的命换我们今天的夜宵摊能开到凌晨两点，换我们能大摇大摆刷手机骂老板。记得背叛者也能写回忆录，还能拿稿费，而忠臣连块墓碑都得刻假名。记得“祖国统一”不是新闻联播里的四个字，是七颗子弹、三十页供词、一堆碎指甲和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