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骂清朝是夷狄，曾国藩用一份檄文扭逆转乾坤。 谁能想到，一场席卷半壁江山的农民起义，竟被一篇千字檄文扭转了舆论乾坤？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后，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一路势如破竹，除了军事上的凌厉攻势，他们更抛出了极具杀伤力的舆论武器——三篇讨清檄文，其中《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更是直击清廷命门，痛斥满人“窃据中原，荼毒华夏二百余年”，指责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残害汉民，将其钉在“夷狄”的耻辱柱上。这套“反清复汉”的民族牌打得极为响亮，一时间天下震动，无数底层民众和反清志士群起响应，而清廷的满汉矛盾被公然挑明，朝堂上的翰林才子们面对这直击痛点的指责竟无从辩驳，只能眼睁睁看着舆论一边倒，陷入了军事和舆论的双重困境。 就在清廷束手无策、悲观情绪蔓延之际，丁忧在家被咸丰帝紧急召回办团练的曾国藩，在1854年湘军誓师出征之时，写下了改变历史走向的《讨粤匪檄》。这位深谙人心之道的书生没有落入太平军设定的“华夷之辨”圈套，若是直接反驳清廷非夷狄，反而会陷入种族之争的泥潭，正中对方下怀。曾国藩剑走偏锋，将论战的高度从民族血统拉升到文化正统的层面，一招反守为攻堪称舆论战的典范。他在檄文中压根不纠缠满汉之别，转而历数太平军的“文化罪状”：指责洪秀全等人信奉西洋上帝，摒弃孔孟之道，所到之处烧毁孔庙、捣毁宗祠，“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这篇檄文最精妙的地方，在于重新定义了“夷狄”的内涵——曾国藩直言，清廷虽为满人所建，却早已承袭中华儒家文化，是名教的捍卫者；而太平军背弃传统、信奉洋教，才是真正破坏中华文明的“夷狄”。他在文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番话精准击中了当时士绅阶层的命脉，要知道在封建时代，儒家文化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读书人和地主阶层作为文化传承者，最恐惧的便是纲常崩塌。太平军此前的反儒行径本就让他们忧心忡忡，曾国藩的檄文恰好给了他们一个正当的立场，将镇压太平军从“为清廷效力”转化为“捍卫中华文明”的正义之举。 更绝的是，曾国藩还巧用分化策略，在檄文中刻意将太平军核心成员称为“粤匪”，而将两湖三江地区被迫加入的民众称为“被胁之人”，既挑拨了太平军内部的地域矛盾，又争取了普通民众的理解。他还抓住太平军“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政策漏洞，煽动拥有私有财产的民众对太平军的不满，成功组建起一支包括士绅、地主、读书人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相比之下，太平军虽然打着民族平等的旗号，却因排斥传统文化、毁坏典籍圣像，把本该争取的精英阶层推向了对立面。 这篇《讨粤匪檄》的威力远胜十万雄兵，发布之后迅速扭转了舆论颓势，原本人心浮动的江南地区纷纷响应曾国藩的号召，乡勇云集、捐资助饷，湘军的力量得以快速壮大。此后清廷也沿用这一宣传策略，彻底摆脱了“夷狄”的舆论困境，而太平军则因失去文化认同的支撑，逐渐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场舆论战的胜负早已预示了最终的结局：太平军只懂利用民族矛盾煽动情绪，却忽视了文化认同才是凝聚人心的根本；而曾国藩看透了封建时代的核心价值所在，以文化正统为旗帜，成功团结了绝大多数社会力量，硬生生为清廷续命数十年。 回望这段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深刻的道理：比起血统之争，文化认同才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曾国藩的高明之处，不在于文采有多斐然，而在于他精准把握了当时社会的精神内核，将一场王朝内战升华为文化保卫战，从而实现了舆论上的“扭逆转乾坤”。这篇檄文不仅是军事动员令，更是一场成功的危机公关，它告诉我们，在激烈的对抗中，找准对手的软肋、占据道德和文化的制高点，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这或许就是这段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