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终年73岁。按清制，一品大员去世后须由朝廷议定谥号，这本是例行公事，却在左宗棠身上卡住了。问题出在他这一生太难归类。 养心殿的鎏金铜鹤在秋阳下泛着冷光，礼亲王世铎第三次将拟好的谥号折子揣回袖中——那上面“文忠”二字已被朱笔圈得发黑，就像他此刻的脸色。 一边是刚咽气的湖南汉子，用三十年时间从举人做到军机大臣，左手握着福州船政局的蓝图，右手攥着收复新疆的战报；一边是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盯着“非翰林不得谥文”的祖制，眉头拧成了死结。 世铎指尖划过《谥法解》泛黄的书页，“辟地有德曰襄”那行字被指甲掐出了浅痕，可谁都知道，给一个没点过翰林的人冠上“文”字头，比让伊犁将军放弃兵权还难。 礼部尚书捧着“忠襄”的折子跪在丹墀下时，檐角铁马正被秋风撞得叮当响。“满朝文武，独他配称‘忠’？”慈禧的声音不高，却让阶下的人膝盖发软——去年左宗棠还为了新疆协饷，敢在朝堂上拍着桌子跟她争。 有人小声提过福康安，那个靠军功挣来“文襄”的外戚。可福康安是皇亲，左宗棠呢？不过是个从湖南乡下走出来的“今亮”，连曾国藩都笑他“喜大言”。 直到第七日，军机处行走许庚身被从病榻上请来。这个修了三十年《宣宗实录》的老臣，进门先没看折子，反倒问了句：“太后还记得靳辅吗？” “圣祖爷时的河督，没打过仗，却因治河三十年得了‘文襄’。”许庚身枯瘦的手指点在案上，“左公收新疆，拓地数千里；办船政，开洋务先河——这‘文’是他的经世之才，‘襄’是他的辟地之功，合该是‘文襄’。” 慈禧的目光从许庚身脸上移到墙上的《皇舆全览图》，新疆那片深黄色的区域正对着她。她没忘了左宗棠递上来的奏折里，“尺寸不可让人”那六个字有多扎眼。给“文襄”，是给拓土之功一个交代，也是给所有想跟皇权叫板的臣子提个醒——功再大，也大不过祖宗家法。 当“文襄”二字刻上祠堂匾额时，福州船政的轮机还在转，新疆的杨柳刚抽出新枝。没人再纠结他是不是翰林，就像没人会问天山脚下的左公柳，究竟是文官栽的还是武将栽的？ 1885年的秋风早就散了，可只要伊犁河的水还在流，天山的雪还在化，那个“太难归类”的湖南人，就永远站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