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违约，召回了在华科学家。临走时，一苏联专家悄悄告诫核研所：“你们有王淦昌就够了，他是核武研究专家，即便我们离去也无妨。” 办公室里，几个中国工程师听了这话没有放在心上，以为这不过是临别前的几句客套，可谁也没想到，后来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在人们心头，越想越有分量。 王淦昌小时候不是天才，也不是神童，1907年，他出生在江苏常熟的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挺调皮，经常惹母亲生气，家里条件一般，父亲对他的要求很简单：读书、做人、别惹祸，那会儿他们没指望自己这么普通的家庭能飞出个金凤凰。 但王淦昌没让家人失望，读书很用功，那会儿清华还不像现在这么难考也不分地域考生，但能进去的也都是顶尖的学生，他从清华毕业时，家里人都觉得有出息了，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世界很大，自己能做的事还多着呢。 留学那几年，是他人生的转折，1930年，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刚去那会儿，语言也不太顺，什么都得自己摸索，导师迈特纳是个很严厉的女科学家，对他要求特别高。 王淦昌没觉得委屈，反而觉得这才有劲头，实验室里，他经常一个人鼓捣仪器到深夜，手上总是带着油渍，他那时候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自己动手，别指望别人。” 在德国时，他就有不少新想法，比如用云雾室探测中子，虽然最终没能第一个做出来，但他并不气馁，他总觉得科学这条路，没什么捷径，就是靠时间和精力慢慢熬。 1933年拿到博士学位，王淦昌想过留在国外，但那时候国内形势复杂，他还是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没有挑最好的学校，而是去了山东、浙江这些地方当教授，自己带学生、做实验。条件可以说相当艰苦，有时候实验室缺水、缺电，他和学生们一起想办法。 有一年冬天，实验室冻得像冰窖，他让学生围着炉子写实验报告，自己则在一边修仪器，那群学生后来有人成了中国有名的科学家，都说从王老师那儿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怎么迎难而上。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科研刚起步，苏联的专家和技术支援很重要，但1960年，苏联突然违约，专家全撤走，技术资料也不留。 那天下午，核研所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大家都觉得天要塌了，可王淦昌却像没事人一样，依旧准时出现在实验室，见谁都点头，说话语气一点不急躁，他不是不着急，只是明白，这种时候比谁都得稳住。 有人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他只回了一句：“走一步看一步，咱们自己干。” 这话听起来简单，但放在那个时候，谁都知道背后的分量，因为大家都清楚，国外的路一断，中国只能靠自己。 没过多久，王淦昌被秘密召见，那天他穿着一件旧中山装，神情很沉静，上头问他能不能隐姓埋名，断绝和外界联系，带队攻关核武器。 他听完后，几乎没犹豫，点头说：“我愿意。”从那以后，他变成了“王京”，连家人也只能偶尔收到只言片语的消息。 王淦昌带着一帮年轻人进了怀来试验场，场地荒凉，设备简陋，炸药得用搪瓷盆手工搅拌，操作起来又危险又累，王淦昌年纪比大家都大，可他从不喊累，总是第一个上手干活。 1963年，队伍转战青海金银滩，那地方高原反应厉害，很多人头晕恶心，王淦昌年纪大了，反应更严重，但他硬是咬牙坚持，每天都在一线指导，实验关键时刻，他亲自上阵，检查每个细节。 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当天，王淦昌早早就来到现场，,临近爆炸前，实验装置还出了一点小问题，王淦昌二话不说就爬上塔，亲自查看。 风很大，衣服都被吹得鼓鼓的，别人都替他捏把汗，他检查完下来，只说了一句：“没问题，可以按计划来。”爆炸成功时，他静静地站在人群里，没流泪，也没笑，只是长长地出了口气。 后来中国搞氢弹、地下核试验，王淦昌还是一样，关键时刻就能看见他在一线，每次遇到难题，他都能想办法解决，从不推卸责任。 年轻人出错了，他从不批评，只是和大家一起分析原因，他总说：“科学嘛，难免有错，关键是怎么改。” 其实王淦昌一生，有三次机会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有的是因为时机没赶上，有的是因为国家需要，他主动放弃了申报，别人替他惋惜，他倒觉得没什么：“奖牌不是最重要的，能把事干成才最要紧。” 可咱们如今来看，又有多少人能为了国家放弃获得诺贝尔的机会呢？这可是世界级的荣耀，能“名垂青史”的，可他却甘愿回国抹去姓名。 平时，他的生活特别简单，奖金都捐给了中小学，家里家具都是老旧的，沙发上有补丁，他对学生从不高高在上，谁有问题随时能来问，他常说：“咱们做科研的，不能光想着自己，要想着国家。” 晚年，王淦昌身体越来越差，但还是坚持到实验室，有人劝他休息，他总说：“能干一天算一天。”他走的时候，没有大场面，只有几位老朋友和学生守在身边，家里很安静，书架上摆着实验笔记和一张全家福。 这样的人才是咱们国人应该追的星，他就像灯塔，屹立不倒的照耀着中国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