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名身患重症的孕妇正要进行手术，林巧稚拦下做手术的医生，说：“让她出院吧。” 手术同意书已经签好，麻醉师正在准备器械，北京协和医院的手术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这位叫董莉的孕妇子宫里长着拳头大的肿块，多家医院都建议立刻切除子宫保命。 林巧稚却在术前检查时突然按住了手术刀，她指尖在患者腹部轻轻游走，忽然抬头对主治医生说：“这不是恶性肿瘤，让她回家养着。” 在场的医生都愣住了。 1964年的中国还没有普及超声设备，诊断全靠医生的手和经验。 林巧稚坚持认为这是妊娠引起的蜕膜瘤，主张保守治疗。 她翻出过去十年的病历档案，指着其中三例类似病例说：“这些患者后来都顺利生下了孩子，肿块也自行消退了。” 董莉出院那天，林巧稚亲自送她到医院门口。 这位结婚八年才怀上孩子的女人，手里紧紧攥着出院证明，眼泪把纸都浸湿了。 林巧稚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上面画着简单的饮食图谱：“每天吃两个煮鸡蛋，别干重活，每周来复查一次。”那个笔记本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里面记满了类似的手绘医嘱。 三十多年前，还是小女孩的林巧稚也曾这样攥着一张纸站在医院门口。 1906年的厦门，她亲眼看着母亲因为产后感染去世，那张潦草的死亡诊断书成了她学医的起点。 1921年她考进协和医学院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女医生还不到二十人。 解剖课上，男同学不敢碰的尸体，她第一个上手解剖，笔记做得比谁都仔细。 1972年冬天，帕金森病已经让林巧稚的手开始颤抖。 那天她刚查完房，护士递来一份会诊单尼克松夫人的随行人员突发腹痛。 她在病历上写下诊断意见后，又在页脚补了一行小字：“建议用热水袋热敷，避免生冷饮食。”这个习惯从她当住院医师时就养成了，不管多忙，每张处方后面总会加几句生活叮嘱。 晚年的林巧稚住在协和医院的集体宿舍里，书桌上永远摊着《妇科肿瘤学》的手稿。 1983年4月22日深夜，她让护士扶着自己坐在打字机前，修改完最后一段关于妊娠合并肿瘤的论述。 那台用了二十年的老式打字机，键面上的字母早就磨没了，却还在哒哒地响着，像在续写那个1964年被拦下的手术故事。 董莉后来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满月时她抱着婴儿来医院道谢，林巧稚把听诊器放在小家伙胸口听了听，笑着说：“这心跳声真有力。”三十年后，那个女孩也成了一名医生。 她上班第一天，口袋里就揣着一个磨破边角的笔记本，里面画着和当年林巧稚一模一样的饮食图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