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目！“北大终身教授”季羡林曾说：“如果还有来世，我情愿不读书，不留学，不当教授。就待在母亲身旁娶个媳妇，生些孩子，种个田地。悔呀！世界上无论什么名望，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字也不识！” 在季羡林晚年的生活里，母亲几乎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影子，不是白天想起，而是夜里。 人一老，睡得浅，他常常半夜醒来，屋里很安静，窗外偶尔有风声，他躺在床上，心口发紧，才意识到自己又做梦了。 梦里总是有个人，却怎么也看不清脸，只知道那是母亲，她不说话，也不走近，就站在那里，像是想开口，又像是忍着，等他醒过来，枕头已经湿了。 到了这个年纪，很多事情他都看得开了，学术上的争论、外界的评价，他早就不在意了，可这件事不行。 越是老，越觉得这辈子欠母亲的东西，怎么都补不上，他后来得到的名声、地位、尊重越多，这种感觉反而越重，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那些东西母亲一个也没见过，也没来得及享过。 事情的起点，其实很早，六岁那年，他还不太懂“前途”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要离开家。 那时的日子过得是真苦，家里没几亩好地，收成不好，吃饱都成问题，屋子破旧，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季羡林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大人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不送他出去读书，这个家可能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女人，不识字，也不善言辞，她未必真懂读书能带来什么改变，但她知道，孩子留在身边，只会继续受穷。 所以，当家里决定把孩子送到济南去，她没有反对，送行那天，她话不多，只是一路跟到村口，看着孩子跟着亲戚走远。 季羡林后来回忆，那一幕在记忆里很模糊，但那种被放下的感觉，却一直留着。 到了地方，一切都变了，读书有规矩，有要求，不能再像在村里那样随意，他慢慢适应，也慢慢走上了一条和原来完全不同的路。 后来考上大学，又去了国外留学，一去就是十一年，旁人看，这是一步步向上的人生。 可母亲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好，她依旧留在那个村子里，守着那间老屋，她不识字，没法写信，也看不懂别人寄来的信。 村里偶尔有人从外面回来，她就会问一句：“见着我家羡林了吗？”多数时候，得到的只是模糊的回答，她不知道儿子具体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只能靠想象。 季羡林年轻时并不是没想过母亲，他总觉得，只要再忍一忍，等将来站稳脚跟，就能把母亲接出来，好好孝顺。 他记得母亲一辈子吃的都是粗粮，很少吃白面，他心里一直有个很简单的愿望：等以后有条件了，要让母亲吃上一顿真正的白面饭，这点念想，支撑他在异乡熬过了不少难熬的日子。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时间不会因为人的计划而停下来，当他还在国外为学业、为生计奔波时，母亲已经老了，身体也越来越差，等到消息传来，他才意识到，那个“以后”，已经没有了。 他赶回家的那天，村子还是老样子，房子没变，路没变，甚至屋里的摆设也和记忆里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了。 他后来写到，那一刻他站在屋里，腿都站不稳，多年努力换来的东西，在那一刻全都失去了意义。 真正让他心里彻底塌掉的，是邻居的一句话，有人说，他母亲生前常念叨，早知道孩子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当初说什么也不会同意，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到晚年，他很少再谈自己的成就，却常提起母亲，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爱母亲的人之一，却几乎没怎么陪过她。 如果可以交换，他宁愿少一些头衔，少一些赞誉，只换母亲在世时多几年平常的日子。 很多人敬他，是因为学问，但他自己心里最清楚，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不在学术上，而是在亲情上，那是一个再努力也填不上的空，也是他直到老去，依旧无法释怀的地方。 信源：海峡新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