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郭沫若迎娶张琼华，洞房花烛夜时，郭沫若见妻子太丑，转身就走。 突然，张琼华近乎哀求地说：“别走，给我一个孩子……” 红烛的光映着龙凤喜帐，本该是新婚最热闹的夜晚，空气里却飘着说不出的尴尬。 郭沫若盯着眼前的新娘，眉头越皱越紧。 他在日本留学时见过新式女性，眼前这个被包办来的妻子，实在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盖头揭开的瞬间，他心里那点对婚姻的期待，碎得像地上的烛花。 张琼华攥着衣角的手在发抖。 她知道自己没读过多少书，也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变，但在乐山这个小地方，女人的本分就是嫁个好人家，生儿育女。 她看着郭沫若要走的背影，那句“给我一个孩子”几乎是脱口而出，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这不是她想说的话，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逼她讲的没有孩子的女人，在婆家连腰杆都挺不直。 郭沫若最终还是走了，留下满室红烛陪着张琼华。 后来听说他去了成都读书，再后来又去了日本，身边有了别的女人。 张琼华守着郭家的老院子，每天打扫房间，伺候公婆，把郭沫若的弟妹一个个拉扯大。 有人劝她改嫁，她总是摇头，指着墙上郭沫若年轻时的照片说：“他会回来的。” 其实那时候很多读书人都这样。 鲁迅娶了朱安却一辈子不亲近，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拿着菜刀才保住婚姻。 他们喊着婚姻自由的口号，却把家里的包办妻子当成旧时代的尾巴。 张琼华不懂什么新文化，她只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939年郭沫若回乡扫墓，两人隔着院子遥遥相望，她想喊他的名字，最后只说了句“院子里的桂花又开了”。 1978年冬天，北京来的人接张琼华去城里。 她摸着郭家老屋的门框，手里还攥着当年郭沫若留下的那支钢笔。 到了北京才知道，郭沫若已经走了。 他的孩子们叫她“大妈”，给她买新衣服，可她总觉得不自在。 1980年她去世前，让人把那支钢笔放在枕边，就像当年守着红烛等他回家一样。 红烛燃尽了会成灰，可有些东西烧不掉。 张琼华到最后也没等到那个孩子，却让后来的人明白，女人的价值从来不该只系在婚姻和生育上。 那支钢笔现在还放在博物馆里，笔帽上的划痕，就像她没说出口的那些话，轻轻提醒着我们，自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