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用人哲学里，有两条铁律，一个是“黄”，指黄埔军校；另一个就是“浙”，特指浙江籍，而在这浙江籍里头，又属老家奉化的“溪口帮”最金贵。
俞济时，就是这两条线的完美交汇点。
他不光是黄埔一期生，更是跟蒋介石家老宅只隔五里地的同乡，得喊蒋一声“族叔”。靠着这层关系，加上在军需署当署长的叔叔俞飞鹏的运作，他进了黄埔。毕业后直接留在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从排长干起，北伐时几次用身体给老蒋挡子弹，这份拼死护主的忠诚，蒋介石记了一辈子。不到七年，他就从一个小排长飞速窜升为警卫师长，堪称蒋介石最核心的“大内总管”。
在当时，他的地位之高，从他带领的警卫团的编制就能看出来——一般的警卫团也就是两千来人，他的团足足有四千人，编制大了一倍。

俞济时的黑历史，主要集中在他那让人不敢恭维的性格和做事风格上。
他脾气暴躁到了极点，信奉的是“能动手绝不吵吵”，身边部下挨他拳脚是家常便饭。
在浙江当保安处长时，他拟定了一个整编计划，省里批得慢了，他居然敢直接把报告捅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让老蒋亲自批示“准予试办”，还把省主席鲁涤平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更离谱的是，他查出是民政厅长杨棉仲从中作梗，竟敢在公开场合堵住杨棉仲，挥拳就要打，吓得堂堂民政厅长从侧门落荒而逃。
在杭州，他手下军官因违反交规与警察发生冲突，起因不过是教育长吴中翰晚上骑自行车没开车灯，被交警拦住要罚款五毛。
这本是小事一桩，但俞济时听说自己的人被扣了，立刻下令调部队入城，在全城范围内围殴警察，吓得杭州警察很长一段时间没人敢穿警服上班。
这种骄横跋扈的做派，在当时国民党官场也属罕见。

对同僚霸道，对“自己人”他也冷酷得吓人。
1935年，他率部围剿红军，俘虏了同为黄埔一期的红军将领刘畴西。两人不仅是同班同学，刘畴西在东征时还失去了一条左臂，按理说该有几分敬重。
可俞济时是怎么对待老同学的？
见面后礼节性地劝降了几句，刘畴西宁死不从，俞济时立马翻脸，下令押解南昌军法处置。
最让人心寒的是，他连一顿饱饭都没给刘畴西准备，直接就把人送上了刑场。同为黄埔同学的黄维听说后，气得摔了茶杯，大骂他“冷血无情”。
黄维后来多次提起这事，说“俞济时此人，只认命令，不惜脸面”。
而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则耐人寻味，他只说了两个字：“纪律”。既没有批评，也没有表扬，但这不置可否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默许。

蒋介石对这位心腹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此人忠诚，但情商低。”
这句话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插曲。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某天夜里蒋介石官邸外聚集了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群，俞济时情急之下冲进办公室，脱口而出：“校长，正门不稳，后门车已备妥，请改线！”他这话本意是保护蒋介石安全，但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敏感时刻，“走后门”这三个字，听在蒋介石耳朵里无疑是莫大的讽刺。蒋介石冷冷地回了一句：“走正门！” 这件事后来在幕僚圈子里传开了，大家都说俞济时这人，打仗是一把好手，就是嘴笨不会说话，总在关键时刻戳到蒋介石的痛处。

蒋介石对俞济时的真实态度是复杂且微妙的，绝对的信任掺杂着利用和防备。
信任，是因为俞济时不仅是同乡、学生，更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他任88师师长，腹部中弹，肠子都打得流了出来，是张治中下了死命令才把他从火线上拉下来。战后，蒋介石亲自下令用专列送他到上海最好的医院治疗，还派了自己的私人医生去会诊。
他带出的74军后来成了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首。
这份能打又能拼命的忠诚，正是蒋介石最看重的。所以，哪怕他惹出再大的祸，蒋介石也多是口头责备，很少真下狠手处置。
但这不意味着蒋介石对他完全满意。
到了台湾后，情况变了。
蒋介石要安排蒋经国接班，而俞济时代表的“前朝老臣”就成了绊脚石，更要命的是，俞济时不懂收敛。
蒋经国要抽调他手下的侍从精英去政工干校当教官，他硬邦邦地以“保证蒋先生安全”为由拒绝，这等于直接打了小蒋的脸，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1955年6月5日，孙立人案发前夕，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俞济时在家擦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大腿，恰巧缺席了第二天蒋介石的演习校阅。
这把枪是1932年他在上海缴获的战利品，平时从不离身，更没出过差错。偏偏在最敏感的节骨眼上走了火，蒋经国立刻在蒋介石面前告状：“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种种巧合叠加，让蒋介石的疑心达到了顶点。
不久后，俞济时就被踢出权力核心，给了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虚职养老去了。

被架空后，一个意想不到的女人走进了俞济时的生活——毛人凤的遗孀向影心。
毛人凤生前曾参与构陷俞济时，而向影心也曾被毛人凤以“重度精神分裂”为由关进过疯人院。毛人凤死后，两位被命运捉弄的失意人在晚年走到了一起，这也算是残酷政治斗争后一抹令人唏嘘的温情底色。
1990年1月25日，86岁的俞济时因急性胆囊炎在台北病逝，走完了他毁誉参半、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