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才哥，我有了。”
一个月前，因为那一夜酒后的糊涂，她甩了我一耳光，哭着跑远；一个月后，她却站在我面前，把这句话丢进了我怀里，像一颗手雷。
1973年，豫西陈家沟的冬夜，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碎。那半桶自酿的红薯烧，没让我尝到乐子，却差点成了我的催命符。
窑洞里空气死寂。陈支书蹲在炕沿上，铜烟锅磕得啪啪作响，震落了一地灰。他没喊打喊杀，只把烟锅往桌上一拍，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娃儿，事情出了，初五，办喜事。”
没给我反驳的余地，更没给我逃跑的借口。
那年，我成了陈家的上门女婿。没敲锣打鼓，家里唯一的亮色，是那对凭票买来的红双喜搪瓷盆。我冷着脸，她闷着头。我们在那张百家被里，隔着一条楚河汉界，整整冷战了三个月。
直到那个深夜。
屋外风刮得像狼嚎，她提着刚打上来的井水进屋，没说一句话。
木盆边缘刻着防滑纹。她弯下腰，手里的水温刚好。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一点点搓着我脚后跟上因干活磨出的死皮。那一刻，水汽蒸腾，我看见她鬓角那缕被汗水打湿的乱发，心底那道防线，突然就塌了。
1978年，知青返城潮。
那晚，行李装满了炕头。她低着头，眼泪砸在布包上，一声没吭，只是一下下抚平我的衬衫。
我盯着角落那个用了五年、双喜字样磨得发白的搪瓷盆，猛地夺过行李，重重摔回炕上：
“我不走了！”
话音落下，她没抬头，肩膀却抖了一下。
几年后，豫西的黄土塬上，漫山遍野挂满了红彤彤的苹果。我们没日没夜地剪枝、浇水，把这片穷山沟种成了聚宝盆。
回过头看，婚姻哪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不过就是那天深夜，那盆刚好不烫人的洗脚水，和那个在这苦日子里，被这双手死死攥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