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红军副军长，抗战后回乡种田，解放战争中又担任师长，生活贫困甚至买不起药钱
1937年初春，延安城外的黄土高坡还带着寒意。红军大学的教室里，教官举起路线文件示意大家研读，座位上的刘世模低头记着笔记，身边的许世友悄声说：“这回可得把思想包袱卸干净。”刘世模点点头，却没再抬头。西路军失利的阴影仍压在不少四方面军干部心头，集中学习成了他们的第一关。
刘世模并非新人。十年前，他跟随商城县的农会赤卫队进山，枪声与泥土一起塑造了他的性格。鄂豫皖苏区初创时，他负责组织地方武装，三次负伤依旧不离队；转战川陕后，他升为红四军副军长，配合王宏坤在嘉陵江畔顶住数次“围剿”。战友回忆他：“冲在最前面，伤口一抹草药就继续打。”这种硬朗脾气，在课堂里的自我检查环节却成了阻力，他几度沉默，终于在深夜执拗地扣响扳机，幸而子弹偏了方向，只留下耳边嗡鸣与额角划痕。

疗养的日子里，延安的气氛渐渐缓和。组织特意安排心理谈话，安抚这批老兵的焦躁。课余夜晚，窑洞前常能听到口琴声——那是刘世模练习呼吸，医生说多吹气能养肺。半年后，抗战全面爆发，毛泽东提出“到敌后去”。对刘世模而言，这像是一扇敞开的门，他却没有立刻踏出去，而是接到新指示：回乡，发动群众。
回到大别山，他从零开始。白天，他背着锄头帮乡亲犁地，夜里则在祠堂点着煤油灯，悄悄与老乡商量建队。三个月后，一支六百余人的游击队成形。敌占区追捕严酷，他改用山名作暗号，夜袭据点、断电杆、烧碉堡，“让鬼子睡不踏实”。到1940年，队伍已逼近千人，成为鄂豫边区八路军的主力之一。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笑着回：“老百姓不怕，我们就不白挨那些枪子儿。”

抗战胜利的锣鼓声还在回荡，他再次领到调令：北上东北。那一年，他已是两鬓花白，却依旧带着数百名从大别山走出的老部下，踏上满洲寒冷的土地。负责重建地方武装、清缴残匪，一路到松花江畔。熟悉的游击战打法在冰雪中也行得通，几场夜袭后，通化、桦甸的治安逐渐稳定，工矿得以复工。
1948年底，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刘世模受命整编地方部队，随大军抵达武汉，被任命为某师师长。战争的硝烟渐散，可新的难题随之而来：城市粮秣供应紧张，部队实行“自给加补”。刘世模的肺病旧疾复发，部里忙于移交政权，无暇顾及他的医药费。他把津贴一半留给连队伙食，家中五口却常以红薯充饥。

1951年深秋傍晚，汉口江滩的风有些刺骨。王宏坤出差路过，专程找老部下叙旧，刚进门就愣住：“老刘，你咋瘦成这样？”刘世模摆摆手：“老毛病，犯了也就挺一挺。”王宏坤当晚写信给李先念，反映基层干部生活困难。湖北军区随即批下医疗费、调剂住房，并补发了拖欠的军需。可病情未等改善，1952年6月，刘世模在武汉军医所病逝，终年五十出头。

他走后，同僚们整理遗物，只找到几本翻得卷边的作战日记、一只缺盖的搪瓷缸和一张已褪色的家书。有人感慨：这位昔日的副军长，戎马一生，留给家里的却只有一摞勋章和一间旧屋。可翻开那些发黄的记录，鄂豫皖晨雾、川陕激战、大别山星火、东北雪夜，无不跃然纸上——那是一名老红军写下的足迹，也是一代人从战场走向新生的缩影。
新中国的制度很快补齐了许多缺口，军队供给体制逐步完善。只是，对刘世模而言，这些变化已来得太晚。他未能见到后来的海军成立，也未能迎来全面的医护救治。但在他亲手带出的士兵中，十余人成为各军兵种骨干；商城老家修建的烈士陵园里，仍有老人指着碑文说：“这是打头阵的刘副军长。”他们记得，那段烽火岁月里，刘世模不是传奇，更像一把随时能开火的旧步枪——枪膛发热，却始终准星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