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宴请志愿军四位军长时，亲自将39军军长拉到身边并关心地说：来，坐我身边吧！
1950年10月18日夜，鸭绿江水面漆黑如墨，寒气裹住钢盔与枪管。渡江命令即将下达，吴信泉把望远镜放下，对身旁警卫说：“这条河过去，就是新的战场。”年轻的三营长应声答道：“打得过吗？”吴信泉咧嘴一笑：“打不打得过，要看咱们敢不敢扑上去。”一句话，把船板上所有人的血都点燃了。
39军此刻只有苏式步枪、掺沙子手榴弹和几门老旧炮，却在总攻序列里被赋予最锋利的位置。翻开它的履历，能看见从井冈山到辽沈的深色印痕：红二十五军攻打潢川，一昼夜换三位团长也不退；四平保卫战中硬顶国民党王牌三天三夜；长征路上翻越雪山时，连伤病员都没有丢下。这样的底子，让“近战、夜战、拼刺”成为骨髓里的本能。
首场硬仗落在云山。11月1日，美骑兵第一师正准备轮换，街巷里装甲车怠速声嗡嗡作响。吴信泉没有等预定时间，亲手在地图上画出一道弧线，命116师绕公路侧翼切入。“趁他们还没坐稳，掀桌子！”他在指挥所里一句话定下总基调。夜色遮掩下，穿插部队贴着山脊潜行，白刃闪光时，美军指挥官几乎来不及呼叫火力支援。两昼夜后，云山镇成了一片焦土，志愿军缴获的美式装备堆满操场。联合国军首次发现，对手并非“黄色杂牌”，而是能穿棉鞋冲进坦克群的劲旅。

随后的高强度机动作战里，39军像一把匕首不断寻找缝隙。平壤易手那天，116师连人带旗冲进市区，打乱了美第八集团军的后退秩序；临津江冰面被炮火炸出孔洞，步兵仍踏着碎冰过河，抢在天亮前占住南岸高地；汉城总统府门口，爆破号在清晨六点吹响，突击分队把志愿军旗帜插上屋顶。第三师师长汪洋悄悄告诉战士：“别急着照相，咱们还要往更南边打。”这种不满足，让39军在五次大规模会战里场场抢先、枪声最猛。
横城阻击是外人最难忘的插曲。一支黑人工兵连被猛切后路，弹尽粮绝。吴信泉用朝鲜语高声喊话：“活命就下来！”几分钟后，一百多名美军士兵举着白旗走出壕沟，眼神里都是惊诧。美方战报写道：“对手行动诡秘，夜间接敌如影附骨。”当时的麦克阿瑟在东京看完电文，只讷讷一句：“我们遇到最难对付的敌人。”

高烈度消耗之下，39军三个月内补充了三次兵员，炮弹缺到极限，只能靠缴获填空。但部队的战斗精神几乎没有松动。参谋长总结经验时说，“黑夜、断粮、高寒——对我们是日常，对他们却是噩梦。”这种自信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在土墙、冰河、山谷里一寸寸磨出来的胆气。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总前委安排轮换。从前线回国那天，官兵把缴获的美式步枪擦得锃亮，又偷偷在枪托上刻下云山、汉城等地名。列车在夜色中穿山越岭，铁轨震动声像低沉的鼓。那是39军第一次大规模离开火线，车厢里却没人合眼，大家都在复盘战例、讨论下次见面的敌人会不会换把戏。

1951年6月一个周末，中南海的绿树被热风吹得沙沙作响。毛泽东请四个从朝鲜归来的军长过午饭，饭桌不设座签。刚进屋，毛泽东就握住吴信泉的手：“老吴，靠前点，你这里。”一向疾言厉色的梁兴初在旁边看得直乐，悄声打趣：“咱们这回是陪客。”江青领着女儿端上家常菜，李讷好奇地问：“叔叔，你们怎么敢夜里不开灯就打仗？”吴信泉把筷子一放，笑着比划：“孩子，黑夜里听心跳就够了。”屋里顿时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那场家宴并非礼仪，而是最高统帅对前线指挥员的第一次系统性调查研究。几个钟头里，毛泽东反复询问：敌军夜间戒备要点、志愿军伤亡成因、火炮缺口还能否弥补。记录员在笔记本上写得密密麻麻。最后毛泽东说，要用战例教育全军，相信“机械化也挡不住人民的腿脚”。这句话后来被印在志愿军内部简报首页，很快传到最前沿的坑道里。
回到东线后，39军又坚持到1953年春，累计歼敌近6万。停战协议签字前夕，很多美国记者到板门店打探那支“最能打的东方部队”，却没人能说清他们在哪个山头，因为吴信泉从不让部队在同一处泊防超过两夜。他给上甘岭参战部队留的最后电文只有八个字：“高地不失，寸土必争。”

1953年5月6日，39军列队通过鸭绿江大桥。那座桥孔被炸断一半，钢梁残破，士兵们宁肯排着队走剩下的桥身，也不肯借助美方留下的浮桥。一名老兵回忆：“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看，这座桥我们能走回来。”那天，江风很硬，军旗却笔直如矛。
多年后，吴信泉调任沈阳军区参谋长，把朝鲜战场上总结的穿插、分割、立体防御经验写成教材，先后改印了六版。当他在办公室里讲解如何以三连制替换传统排，可听众里不少人曾随他一起夜奔云山，见过他单手握住手榴弹保险的神情。1992年清明前夕，81岁的老军长在上海病逝，家里只留下几件褪色军装和一只磨损得发白的挎包。包里塞着一把小小的干枯蜂窝，他生前逢人便说，这是童年时捅下来的，留着提醒自己：钢牙要对准最危险的地方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