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徐志摩去世第2年，陆小曼还靠徐家的救济生活。徐父得知她与翁瑞午同居后勃然大怒，寄钱的同时夹张便条：你既已与翁公同居，那便不再是徐家的儿媳妇，他们的资助也将就此停止。


1932年暮春，上海法租界一处公寓的木门被邮差叩响。陆小曼披着件半旧的丝绒袄子走出来，手里还捏着半卷翻旧了的线装书。


信封是从硖石寄来的，她捏了捏，厚度比上个月又薄了半分。里头除了几张钞票，还滑出一张裁得方方正正的宣纸便条，上面是徐申如亲笔写的几行字。


她捏着那张纸，在门口的藤椅上坐了下来，楼底下车水马龙的声音传上来，她却像没听见似的，只是盯着纸条上头的字，看了很久。


那张便条写得极其克制，没有半句多余的话。大意是说，你既然已经与翁瑞午同居，那便不再是徐家的儿媳妇，徐家的资助从此次起也就此作罢。


字迹是老派人常用的馆阁体，一笔一画都透着端方，却也是端方得让人心里发凉。


陆小曼读完，把纸条放在掌心揉了揉，又慢慢展平，最后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线装书的书页里。


她没有哭，也没有摔东西，只是起身回屋，脚步比平时慢了一些，像是怕踩碎了什么。


说起来，徐志摩去世才不过一年多。去年十一月那个消息传到上海时，她整个人几乎垮掉，后来靠翁瑞午的推拿和汤药慢慢吊着，才勉强缓过一口气。


徐申如起初也没打算断了这层关系。毕竟儿子生前最疼这个女人，徐家的家底也还厚实，每月从硖石汇一笔生活费过来，权当是替儿子尽最后一点心。


可这一年里，上海的风言风语传得太多，有人看见翁瑞午的汽车常常停在她公寓楼下，有人瞧见他拎着药箱上楼，一待就是整夜。这些话七拐八弯地传回了硖石老宅。


徐申如知道这消息时，据说正在吃一碗中午的清汤面。听完了管家的回话，他把筷子搁在碗沿上，发出一声很轻的脆响。


那一顿饭他再没有吃第二口，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抽了半袋旱烟，烟雾缭绕里，脸色比外头的天色还沉。


第二天一早，他让人去账房支了钱，自己坐在书房里写那张便条。


墨是前夜磨的，已经有些稠了，他写到“不再是徐家的儿媳妇”这一句时，笔锋顿了顿，一滴浓黑的墨汁坠在纸角，慢慢洇开一个圆。


他盯着那团墨渍看了片刻，没有换纸，就那么把后半句写了下去。


其实翁瑞午这边也有自己的家室，妻儿都在，他原不必搅这趟浑水。可徐志摩生前把他引荐来给陆小曼治胃病，一来二去，他也成了这栋公寓里最熟悉的常客。


她胃疼起来整夜睡不着，他就着一盏罩子灯给她揉背推拿，有时揉着揉着，天就亮了。


公寓里的女佣后来也习惯了这位翁先生的存在，清晨替他开门时，还会低低地叫一声“翁先生早”。


这种日子谈不上什么名分，也说不上光明正大，可对于那个失去了丈夫、又被病痛缠住的女人来说，到底是实实在在的一口热气。


便条送到的那天傍晚，翁瑞午像往常一样上楼来。他手里提着一帖药，进门就看见陆小曼靠坐在窗边的躺椅上，身上盖着条薄毯。


她把那张便条从书里抽出来，也没说话，只是递了过去。翁瑞午接过来，看完，脸上的神情变了变，最后把纸条轻轻放在茶几上。


他想说点什么，大概是“委屈你了”之类的，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陆小曼却先开了口，声音不高，像是自言自语：“也好，总算了了一桩事。”


说完她转过头去看窗外，窗台下头一盆月季正开着，花瓣上沾着点暮春的灰尘。


断绝了徐家的资助，法租界这处公寓的租金立刻就成了压在手头的石头。


陆小曼往后变卖了些首饰和字画，也接过一些润笔的活儿，可那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大部分时间还要靠鸦片来止痛。


翁瑞午接济得越发紧了，自己的家用有时也周转不开，却也从没在她面前提过半个穷字。


偶尔深夜里，公寓里的老女工会听见两人在低声说话，一个问“还能撑多久”，另一个答“先过眼前这关”，声音断断续续地混在一起，像是对这桩乱世里的陪伴，做一种最朴素的确认。


那张便条后来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也许是某个搬家的日子混在旧书里卖了，也许是她自己某夜烧掉了。


反正到了1932年的夏天，硖石与上海之间的这笔汇款算是彻底断了。


徐申如此后没有再给过钱，也没有再给她写过只言片语，仿佛这个曾经在婚礼上被他反对过的女人，随着这张薄薄的便条，一起从徐家的账簿和家谱里被轻轻勾掉了。


多年后有人问她那段日子怎么过来的，陆小曼只是低头拨弄着手里的茶杯，说了一句：“徐家待我不薄，后来是难了。”说完抬起头笑了笑，没再往下讲。


那个笑容里头的滋味，大概只有1932年暮春那个下午，她一个人坐在藤椅上，捏着那张便条时，就已经尝过了。


信源：翁瑞午女儿翁香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