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在南京召开宴会，军统特工詹长麟趁机混入其中，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
 
 
过了不久，几十名日伪军高官将毒酒一饮而下。
 
 
1934年，南京城里的日本人气焰正盛，日本总领事馆连仆役都要精挑细选。
 
 
詹长麟，1913年生，15岁就参加了革命军，在上海打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因为母亲病重才脱下军装回到南京。
 
 
日子过不下去，经人介绍，他去日本总领事馆应聘。
 
 
日本人招仆役有四条规矩：不懂日语、勤快老实、有家人在南京做人质、人长得精神。
 
 
詹长麟全符合，当场被录用。
 
 
进了领事馆，他每天端茶倒水、收发信件，每月领8块银元。
 
 
可入职不到半个月，一天晚上，一个戴礼帽的年轻人把他带到了鼓楼饭店。
 
 
包间里等着的军统人员赵世瑞桌上放了一把枪，给了他两条路：当秘密情报员，或者用枪解决自己。
 
 
詹长麟想了想，自己在上海打过日本人，心里那口气没消，当即答应下来。
 
 
从此，他成了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袁露”，除了日本人的8块银元，每月还有10块钱补助。
 
 
日本领事馆的头头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见谁都陪笑脸的中国仆人，偷偷把机密信件带回家，用矾水抄下来再放回去，情报就夹在香烟壳子里藏在庙里的小洞中。
 
 
后来领事馆得知他还有个待业的哥哥，干脆把詹长炳也招了进来。军统顺势把哥哥也发展成了特工。兄弟俩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干了五年。
 
 
1939年6月初，机会来了。
 
 
詹长麟打听到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要来南京视察，总领事堀公一决定6月10日晚上在领事馆大摆宴席。
 
 
军统南京区一合计，来的人里有日军高官和维新政府的汉奸，决定投毒一锅端。
 
 
命令传到詹长麟这里：投毒后最好也喝下毒酒，造成同归于尽的假象。
 
 
詹长麟想了整整一夜，死他不怕，但全家老小还要他养活。
 
 
他向上级请求活着撤出去继续杀敌，上级同意了。
 
 
6月9日，毒药到了，是一瓶氰化钾，辗转由他妹夫潘崇声交给哥哥詹长炳，最后在6月10日当天递到了詹长麟手上。
 
 
那日早晨，詹家全聚在鱼市口的中华菜馆吃了顿团圆饭，没人说话，碗筷碰撞声格外扎心。
 
 
晚上六点，宴会开始，领事馆里灯火通明。
 
 
詹长麟被派去温酒，趁周围人不注意，把一小瓶氰化钾倒进了温好的酒壶里，端着托盘走向宴会厅，将毒酒挨个倒进每只酒杯。
 
 
日本总领事堀公一举杯讲了几句开场词，一仰头喝得干干净净。
 
 
在场宾客齐刷刷举杯，跟着一饮而尽。
 
 
詹长麟见毒酒下肚，迅速脱下工作服，跳上墙根的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蹬走了。
 
 
他刚骑出去没多久，宴会厅就炸了锅。
 
 
距离喝酒不到十五分钟，领馆书记官宫下第一个栽倒，抽搐不止，书记官船山也接着滑到地上，口吐白沫。
 
 
全场乱成一锅粥，总领事堀公一慌忙叫来军医化验，查出黄酒里有氰化物。
 
 
抢救来不及了，宫下和船山当晚就丢了命。
 
 
船山平日里对詹长麟还挺和气，但多年后老人接受采访时，用拐杖重重敲着地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报仇。
 
 
詹长麟骑车与哥哥詹长炳会合后，闷头往城外跑，在燕子矶长江边上跳上接应的船只，连夜过了江北。
 
 
日军宪兵队封锁全城，抓了老万全酒店的掌柜伙计，严刑拷打也没问出个所以然。
 
 
等他们扑到薛家巷詹家，发现全家十几口人早已走得干干净净。
 
 
更让日军恼火的是，领事馆信箱里出现了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署名正是詹长麟和詹长炳。
 
 
信里公开叫板：毒是我们下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仇恨你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
 
 
日伪出动上千人次搜捕了一个月，连兄弟俩的影子都没摸到。
 
 
詹长麟把全家托付给军统，从六合躲到浙江小山沟，又逃到福建莆田，靠卖油条稀饭糊口，隐姓埋名活了下来。
 
 
哥哥詹长炳在战后不久去世，詹长麟则回到南京，在神策门盖了栋楼开旅馆，安安静静做正经买卖。
 
 
2008年10月7日，95岁的他在南京家中离世。
 
 
他生前常说，那包毒药太少了，要是早知道来那么多混蛋，就用砒霜，说不准能多毒翻几个鬼子。
 
 
第二年，南京市政府表彰30位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的名字就在其中，他的儿子詹文斌代他站上领奖台，接过那份沉甸甸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