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纽约参加智库会议时表示，他在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治理国家的经验。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在过去30年里能够实现高速发展的关键原因，也是美国目前所欠缺的，希望美国未来能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沙利文出身美国政策圈，是典型的华盛顿精英型人物。他年轻时接受系统法律与国际关系训练，后来进入民主党外交安全团队，长期服务于美国国务院、白宫和竞选团队。拜登政府上台后，他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操盘手之一。

在任期间，沙利文处理过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美国盟友体系重组，也深度参与了对华政策。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中美竞争框架里的关键人物。芯片限制、供应链重塑、盟友协调、所谓“小院高墙”，这些政策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正因如此，他公开谈到中国治理经验时，才更值得注意。一个长期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象的美国高官，在离开职位后承认自己从中国身上看到值得研究的国家治理能力，这不是普通学者的感慨，而是来自美国政策核心层的观察。

沙利文多次参与中美高层沟通。2024年，他赴北京同中方举行战略沟通，双方谈到中美关系、风险管控、经贸科技和地区问题。这样的接触让他看到，中国的发展不是靠单点突破，也不是靠短期刺激，而是靠长期规划、持续投入和强大的执行体系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沙利文所说的“中国经验”，核心并不复杂。第一，是国家发展有连续性。美国换一届政府，很多政策就会被推倒重来，基础设施、制造业、产业规划往往被党争拖住。中国的发展路线更强调长期目标，一张蓝图接着干，交通、能源、通信、产业链配套，不是今天想起就干，明天换人就停。

过去30年，中国从城市建设到高铁网络，从港口物流到数字支付，从制造业升级到新能源产业，都体现出这种连续推进的特点。高铁营业里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不只是修了几条线路，而是把人口流动、区域产业、城市群发展连接起来。工厂能准时拿到零部件，商品能快速进入市场，人才可以跨区域流动，这些都变成了发展效率。

第二，是把实体经济放在重要位置。美国这些年金融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制造业外迁，很多城市留下空厂房和失业人口。中国没有放弃制造业，而是把完整工业体系当成国家竞争力来建设。大到装备制造，小到日用商品，许多环节都能在国内形成配套，这让中国面对外部压力时有更强韧性。

第三，是基础设施先行。美国也知道道路、桥梁、港口、电网老化，可多年争论多、落地慢。中国的发展经验恰恰说明，基础设施不是花钱摆样子，而是给经济打底。公路通了，县城能接上大市场；铁路密了，产业布局就有了空间；电力和通信稳定了，企业投资才敢扩大。

第四，是治理能力体现在细节上。中国的发展不是只有大项目，也包括基层治理、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应急调度。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要让十几亿人口参与现代化，本身就是难题。城市更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产业园建设、外贸通道扩展，这些事情单看都很具体，合起来就是国家治理能力。

沙利文说美国欠缺这些，并不意外。美国有强大的科技公司、资本市场和高校体系，可政策执行常被撕裂。预算会卡在国会，项目会卡在地方，产业政策会被意识形态争论拖慢。它想重建制造业，又离不开全球供应链；想压制中国科技，又担心企业利润受损；想维持霸权体系，又承受越来越高的财政成本。

中国经验真正让美国难受的地方，不是某一个指标超过美国，而是中国用几十年证明：一个国家只要方向稳定、组织有效、重视实体、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向前。美国可以听懂这些道理，却未必能照着做。制度结构不同，利益集团太多，资本力量太强，选举周期太短，这些都是它学习中国经验时绕不过去的门槛。

在台湾问题上也是一样。中国立场清清楚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一些政客总想拿台湾做牌，却又不愿承认一个基本现实：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是中国核心利益，不是外部势力能随意摆布的筹码。真正负责任的中美关系，应该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一边谈借鉴经验，一边制造麻烦。

沙利文离开国家安全顾问岗位后，回到学界与政策圈。他的身份变了，但影响还在。对美国来说，他这番话透露出一个信号：华盛顿内部已经有人意识到，仅靠围堵、制裁、拉帮结派，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