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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茜说,1982年我出生在湖南益阳,家里是实打实的军人家庭。父亲一身军旅作风,把

万茜说,1982年我出生在湖南益阳,家里是实打实的军人家庭。父亲一身军旅作风,把部队里的规矩完完整整搬到了家里。吃饭不能出声,坐姿不能松懈,但凡做事偷懒,免不了一顿教训。我从小就是在军事化管教里长大的孩子。他年轻时喜欢唱歌,发现我有音乐天分之后,就每天逼着我早起吊嗓子、练小提琴。

旁人眼里我安静内向,骨子里却憋着一股不服管束的倔脾气。父亲一心想把我培养成歌唱家,把所有课余时间都排满声乐课。为了逃避练琴,我偷偷掰断琴枕,被发现后也不肯低头认错,蹲在墙角一边掉眼泪,一边在墙上乱涂乱画。可父亲连画画都要管,给我圈定一个范围,不许我画出圈外。别的孩子满街跑着玩耍,我的童年被乐谱和琴弦填满,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父亲的掌控。

读书的时候,我的文化课一直名列前茅,舞台上的表演更是得心应手。高考那年,我瞒着父母偷偷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十八岁,一个人跑去考试,眼睛还得了红眼病,红得像兔子。招生老师后来说,这孩子特别锐气,该唱唱该跳跳,一点儿不扭捏。2000年,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了上戏表演系,和郭京飞、张丹峰成了同班同学。

走进大学校园,我把所有心思都扑在了表演上,整日泡在排练厅,从天亮打磨台词到深夜。大学四年,我三次作为女主角,代表学校奔赴罗马尼亚、香港、美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出演古希腊悲剧话剧。大二那年,我接拍了人生第一部影视剧《金锁记》,只拿到一个不起眼的小配角,也算正式踏入了影视行业。

毕业之后,我顺利进入话剧中心扎根舞台。可话剧不挣钱,观众越来越少,有时候送同学一张票都得自费。我想一直留在舞台上,但太穷了,不能一直管爸妈要钱。

没办法,我转型去做了歌手。2007年发了第一张专辑《万有引力》,公司砸了不少钱宣传,大街小巷都是我的海报。结果销量扑得一塌糊涂。最崩溃的时候,我站在北京东直门天桥上泪流满面。后来有人问我那段日子怎么熬过来的,我说,低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从头再来的信念。

回到影视圈也没想象中顺利。那几年,我不愿意迎合圈子里的浮躁风气,守住做人的底线,推掉了不少投机取巧的机会。接踵而至的就是漫长的低谷期,戏约越来越少,常常一连几个月接不到剧本。最难的时候,收入微薄,日子过得紧巴巴,我靠着去小剧场演出勉强维持生活。

没戏拍的日子,我没有荒废演技,日复一日扎根小剧场打磨角色。沉寂多年之后,我等到了电影《军中乐园》。为了吃透角色,我沉下心揣摩人物内心,最终凭借细腻克制的演绎,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可短暂的高光过后,依旧是漫长的等待。

后来《你好,疯子》找上门,剧本要求我一人分饰七种人格。拍摄那两个月,我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多次前往疗养院观察人物状态。一场长镜头拍完,整条腿淤青肿胀,依旧咬着牙反复重拍。这部戏让我拿下大学生电影节影后,也让更多导演看见了我的实力。再之后,《新世界》《长安十二时辰》接连播出,荧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慢慢被观众记住。

曾经我是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一心只想演戏,不愿被家庭琐事牵绊。直到遇见踏实安稳的圈外爱人,我才慢慢卸下内心的防备。三十五岁那年,我迎来了女儿,慢慢放慢拍戏的脚步,留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曾经一门心思往前冲,如今才懂得平衡生活与事业。

2020年,《乘风破浪的姐姐》来找我。我跟经纪人说“我不要去”。我性格慢热,不爱扎堆,哪会搞什么综艺。团队反复劝,我想想也是,从前一直在戏里演别人,现在有机会突破一下自己。结果节目录到一半,我出了车祸,右肱骨骨折。手术后一周我就回了舞台。

2025年,我凭《长夜将尽》拿了金爵奖最佳女演员。领奖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原来长夜之后,真的是破晓黎明!”

去年我在国家话剧院演《抗战中的文艺》,谢幕的时候,灯光打下来,台下掌声一片。我突然就想起十八岁那年一个人跑去上海考试的傻样子,眼睛红得像个兔子,却一点都不害怕。舞台是我出发的地方,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又回来了。话剧不挣钱,排练又苦,可那种一气呵成、没有“cut”的痛快,别的什么都代替不了。钱可以慢慢挣,日子可以慢慢过,但站在台上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这辈子都离不开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