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杨宇霆一脚踢开张学良的家门，训斥道：“你这个少帅还要不要当了？”张学良闻言，当即面色阴沉：“我干不好，你来干好了！”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仓促接班。在杨宇霆这些跟随老帅打天下的“前朝老臣”眼里，张学良不过是个还没断奶的“小六子”。
杨宇霆始终把自己定位成托孤之臣，觉得东北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必须得由他这个老长辈来掌舵。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多次把张学良比作“阿斗”，逢人便摆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真正让两人走向彻底决裂的，是他们在东北政治路线上的严重分歧。
当时的东北可谓是内外交困。外部有日本人步步紧逼，企图攫取东北的铁路权；内部则面临着是否要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的路线抉择。年轻的张学良看清了历史大势，坚决主张“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方面，以求实现名义上的全国统一。在他看来，只有背靠中原，才能有效抵御日本人的野心。
偏偏杨宇霆极力反对这个决断。杨宇霆认为蒋介石心机太深根本靠不住，主张东北保持半独立状态，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去抗衡南京。
路线之争，历来是政治博弈中最残酷的一环。因为政见不合，杨宇霆开始处处跟张学良较劲，甚至到了目无尊长的地步。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派代表何成浚前往奉天商谈易帜事宜。杨宇霆身为下属，竟然越俎代庖，直接给南京方面拍电报，要求何成浚必须先到滦州下车，与他会谈之后才能去奉天见张学良。
外地使臣来拜访，竟然要先过总参议的门，再进少帅的府。这种完全不把一把手放在眼里的僭越行为，已经实打实触及了权力的底线。
到了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父亲举办寿宴，事态发展到了极其难堪的境地。那一天，位于沈阳小河沿的杨公馆门庭若市。不仅南京、山西各路军阀派了代表前来祝寿，连日本方面也有要人出席。杨宇霆以东北实际掌舵人自居，风光无两。
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亲自登门贺寿，给了极大的面子。杨宇霆却依然端着老长辈的架子，仅仅以“普通宾客之礼”相待，没有任何特殊的礼遇。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张学良当天在观剧席上全程手托腮帮，若有所思，中途便提前离席。那一刻的沉默，其实已经宣判了杨宇霆的结局。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那场寿宴的三天后。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带着自己的得力亲信、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常荫槐，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帅府。两人此行并无任何事先通报，手里拿着一份早就拟好的任命书，要求张学良立刻签字，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由常荫槐出任督办。
这相当于要在张学良的权力版图里，强行切走中东铁路这块巨大的肥肉。张学良强压着怒火，推脱说此事涉及对苏外交，必须先请示南京国民政府，不能草率做决定。
杨宇霆却毫不退让，强硬地顶了回去：“此事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就这么办了。你现在签个字，我们马上公布于众！”
张学良借口晚饭时间已到，想留两人吃饭，打算饭后再议。杨、常二人毫不买账，声称家里已经备好饭，吃过饭再回来听结果，随后便昂首阔步转身离去。
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张学良下达了最后的决断。根据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回忆，他在下达杀令前，经历了极度的心理挣扎。他甚至拿出一枚银元来占卜吉凶，连抛三次，结果全都是“杀”。这足以看出，不到万不得已，他确实不愿意向这位居功至伟的老臣下死手。
当天晚上，杨宇霆和常荫槐毫无防备地重返帅府老虎厅。迎接他们的，早已换成了警务处长高纪毅带领的几名全副武装的卫士。随着几声沉闷的枪响，名震一时的东北双雄双双倒在血泊之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老虎厅事件”。
除去杨宇霆后，整个东北军高层悚然震惊，再也没有人敢轻视这位年轻的少帅。从巩固权力的角度来看，张学良通过雷霆手段立了威，彻底掌控了东北局势。可是把目光放长远来看，这却是一次极其惨痛的战略自毁。
杨宇霆固然飞扬跋扈，但他卓越的外交手腕和战略眼光，恰恰是东北军不可或缺的防火墙。在处理对日关系时，杨宇霆一向极其强硬。日本人曾多次向张作霖施压，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杨宇霆敏锐地指出这是变相的侵略，力主坚决拒绝。经过数次交锋，日本人深感杨宇霆极难对付，甚至曾动用反间计，特意送给张学良一本暗示权力更迭的《日本外史》，企图借刀杀人。
可惜年轻的张学良只看重了内部权力的得失，忽略了外部制衡的需要。杨宇霆一死，东北军内部再也没有人能帮张学良妥善斡旋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群龙无首应对失措，最终导致大好河山沦丧敌手。
晚年定居海外的张学良，在面对历史学家的访谈时，多次流露出对当年冲动之举的深深悔意。他坦言杨宇霆足智多谋，如果有他在，东北军在面对日本人时，绝不至于陷入那般被动挨打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