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顺差近1.2万亿美元的国家，钱到底去哪了？投资负增长，消费转负，14亿人挣的全球最大顺差，老百姓的口袋里为什么没感觉？


1.2万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超过8.5万亿元，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把这个数字写进了历史教科书。这是人类贸易史上，单一经济体拿下的最高纪录。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投资负增长，消费也在转负。


十四亿人挣来了全球最大的顺差，可为什么大家摸着自己的口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钱像是只在账本上经过，没在手里焐热就绕道去了海外。


这听起来有点违背直觉，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一场论坛上点破了其中的逻辑：顺差就是储蓄，这么大一块产出，花在了国外，国内能分到的蛋糕自然就薄了。


出口的烈火烹油和内需的冷冷清清，这俩极端不仅出现在一张报表上，还互为因果。长期研究宏观经济结构的刘世锦反复提到一个观察：过去这些年，咱们是靠着一台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发动机在跑。


改革开放早期，物资短缺，这套打法简直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靠它迅速攒下了家底。但问题在于，这种倾斜式增长跑得太猛，惯性太大，以至于当经济从供给约束转到需求约束时，大家的思维还没转过来。


202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掉了3.8%，房地产开发投资更是断崖式跌了17.2%。以前房地产和基建就像两个巨大的蓄水池，不管生产多少东西，往池子里一倒，表面看钱都花出去了，矛盾不明显。现在池子水位猛降，消费这块短板就像退潮后的礁石，硬生生地戳在那儿。


为什么明明挣得多，花得却少了？这得从储蓄率说起。中国的储蓄率长期在42%以上晃悠，最高那几年甚至顶破过50%，而全球平均才25%左右。


这账算下来，消费占GDP的比重自然就上不去。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去年底发了一篇文章，直指问题核心，说中国居民消费率只有37.2%，不仅远低于美国、日本，甚至连印度、越南都比不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排倒数前五。


文章里用了句很扎心的话，说不是没钱，是有钱不敢花。具体怎么个不敢法？居民的消费倾向（花出去的钱占收入比重）只有62%，而全球平均水平是92.3%。


那这高达55万亿的总储蓄，到底在谁手里？刘世锦在分析里拆解过，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大概各占一半。


企业那部分，很大一块是因为国企分红少，利润留存成了储蓄，而企业储蓄的出口只有一个——继续投资。


至于居民部门，结构就更有意思了。招商银行2024年年报透露了一个细节，金葵花客户（日均资产50万以上）只占了零售客户的2.49%，却贡献了81.9%的资产。


少数高净值人群存下了绝大部分的钱，可他们消费的边际倾向低，挣一万块能存八千；而真正想花钱、需要花钱的普通老百姓，却因为收入预期、养老、医疗等顾虑，硬生生把钱摁在银行里。说白了，钱没少挣，但钱没到该去的地方。


面对这种结构性偏差，刘世锦提了个很有冲击力的建议：在“十五五”期间，从A股国有资本里划拨20万亿进社保基金。现在A股总市值大概120万亿，国有资本占了四成左右，拿出20万亿来，相当于把一部分存量国有股权变成养老金资产。


这招高明在哪儿？刘世锦算了一笔账，如果这笔钱能实现社保基金历史上7.3%的年均收益率，再配合财政补贴，完全可以把农村居民每月两百来块的养老金提到一千块左右。


中国有近三亿农民工和数量庞大的农村老人，这些人是真正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多几百块钱，他们不会存着，会去买菜、买药、给孩子添件衣服，这部分花出去的钱，才能真正变成商场的流水、小店的生意、工厂的订单——也就是经济学家说的，把储蓄转化为有效终端需求。


说到底，关于这1.2万亿美元顺差的大讨论，本质上是在审视一种路径依赖的终结。过去我们信奉产品卖到国外赚钱是天经地义，但宏观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净出口是储蓄，顺差就是国内没消费掉的产品。


当投资引擎因房地产和基建的潮水退去而熄火，消费又因分配结构失衡而疲软，这笔巨额顺差就不再只是荣耀，而是一面照出“供强需弱”病灶的镜子。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挣不到钱，而在于挣到的钱以企业储蓄和富人储蓄的形式沉淀下来，没能顺畅地流进普通人的口袋。


把国有资本收益从投资端转向消费端，通过补充社保、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来降低整体储蓄率，可能是破解“有钱不敢花”这个死循环的唯一路径。


把钱真正花在那些敢花钱、需要花钱的人身上，让14亿人的消费力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这才是数字背后最值得看懂的中国叙事。


信源：第一财经：双轮驱动 构建高质量外贸协同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