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

赖清德办公室发表声明

7月16日，针对台北市长蒋万安重申“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赖清德本人出来给全台湾老百姓道歉。” 赖清德办公室表示：食安问题在法律上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任，希望地方也要依法善尽自己的责任，这才是民众真正期待的。

大家听听，这叫什么？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到了这个份上，还在玩文字游戏，还在搞责任均摊。

食安问题，中央和地方在行政管理上确实各有分工，这个没人否认。但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这！

关键在于，当这场风暴席卷全岛，老百姓吓得连油都不敢买的时候，作为这个岛上最有权力的人，作为执政党的头面人物，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站出来，对着全体民众，深深地鞠一躬，说一句，我们没把好关，让大家受惊了。这句话难吗？这不是法律问题，这是政治责任，这是最最基本的为人之道。

赖清德和他的团队，现在死咬着“地方也有责任”这五个字，其实就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卸责。

他把你蒋万安提出的那个最核心的、关于政治道德和领导责任的问题，偷换成了一个纯粹的法律和技术问题。

他用法律条文的细枝末节，去抵挡你对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道德上毫不负责的指控。

他知道，只要把水搅浑，把责任从自己一个人身上，分摊到整个行政体系的链条上，他就可以继续安全地躲在办公室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举个例子，回顾1982年美国芝加哥，也是出了大事。

有坏人把氰化物，就是毒药，注入了当时市面上最畅销的强生泰诺感冒胶囊里，短短几天就死了七个人。

这事跟强生公司的生产环节，关系不大，是有人在销售末端投毒。

但消息传出整个美国都慌了，谁敢吃药？强生这个牌子，几乎是瞬间被判了死刑。

当时的强生CEO，叫詹姆斯·伯克，他怎么做的？他没有开新闻发布会说，这是警方和零售店的责任，跟我们没关系。

他下的第一道命令，是立刻启动全国召回，把市面上所有泰诺，不分批次，不分地区，全部下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一亿美元。

然后他亲自上电视，接受所有最尖锐的提问，向全美民众道歉，并宣布研制三层密封的新包装，让以后的产品，别人想投毒也投不进去。

这个事成了现代危机管理的教科书。

教科书的核心不是他花了一亿，而是他第一时间，把所有的责任，哪怕是不属于他生产环节的责任，都先揽到了自己肩膀上。

他要保的不是一季度的财报，是老百姓对你的品牌、对你这个企业最后那一点点的信任。那个信任何其脆弱，你怎么挽救都来不及，你还敢往外推？

还有一个离文化圈更近一点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乐坛Beyond乐队的黄家驹，在日本录制节目时发生意外，从高台跌落不幸去世。

消息传回香港整个城市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中。当时日本那个电视台和制作公司，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各种推诿，想说明事故的原因如何如何，不是他们直接造成的。

但香港的媒体和乐迷根本不接受。他们逼问的只有一件事：一个这么好的人，在你们那里出了事，你们的负责人在哪？你们有没有对着镜头、对着他的家人、对着所有爱他的人，好好道过一次歉？

这件事后来闹得极大，就是因为当事方那种缺乏担当、只想冷冰冰推卸责任的态度，对逝者家属和乐迷造成了二次伤害。

这和今天赖清德办公室的回应，是不是有几分相似？

民众在巨大的不安和愤怒中，要的首先是一个态度，一个你把我放在心上的态度。你连这个都给不了，还跟我谈什么法律条文，谈什么中央地方分权？

再回头看看赖清德。蒋万安为什么直接点名他？因为他才是那个岛内真正的权力核心。

卓荣泰不过是他推到前台的一个沙包。沙包被打烂了，可以再换一个，但后面那个拿主意的人，那个决定整个执政风气的人，是你赖清德。

从最开始的不吭声，到让卓荣泰出来怪地方动作太快，再到现在办公室发文说“地方也有责任”，这一整套操作，已经从单纯的害怕担责，演变成了一种极度傲慢的政治挑衅。

他们是在告诉所有人，我就这个态度，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选民能不能拿他怎么样，那是选举的事。

但在社会公义和道德人心这个层面上，蒋万安这一炮轰出去，已经把他架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他已经接招了，而且他选择了一条最不该走的路。

这条路是用民众的食品健康做代价，来修筑自己权力的护城河。

历史上有太多人这么干过，但能在这条路上走到底，还能全身而退的，我还没见过。老百姓心里那杆秤，可以暂时被铺天盖地的宣传和复杂的法律术语蒙蔽，但它不会永远失衡。

当恐惧和愤怒积累到某个临界点，什么法律什么程序都拦不住那股力量。

赖清德这群人，他们在赌，赌民众健忘，赌自己编织的那套法律保护网足够结实。

但他们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水里，现在全是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