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帝即位后，左良玉以 "清君侧" 为名，自武昌率军沿江东下，直指南京。左军号称八十万，气焰嚣张，大有剑指东南的味道。不曾想，没多久左良玉就病死了。

左良玉常年驻守荆楚一带，凭借镇压各地起义积累起庞大武装力量，崇祯朝便获封宁南伯，弘光政权建立后再加侯爵，武昌一地的军政、粮饷调度几乎由他一人掌控，是南明依托长江上游抵御外敌的核心屏障。

彼时，南京朝堂由马士英、阮大铖主持政务，二人掌权后刻意排挤东林、复社一派官员，双方隔阂日渐加深；恰逢南京接连爆发假太子、童妃相关争议，远在武昌的左良玉多次上疏为所谓太子申辩，和朝中当权集团矛盾彻底激化。

与此同时外部局势持续恶化，李自成兵败后率残部向湖广地界转移，北方清军英亲王阿济格部紧随其后追击，武昌陷入两股势力的前后夹击。

左良玉麾下部队虽对外宣称八十万之众，其中掺杂大量随军百姓、老弱流民，具备实战能力的仅有十余万，且长期缺少足额粮草补给，难以同时抵挡两路大军压境。

权衡利弊之下，左良玉采纳监军御史黄澍的提议，打出清除君主身边奸佞的旗号顺江东进，对外宣称只为铲除马士英、阮大铖，保全南明社稷，实则借此脱离四面受困的武昌，谋求占据江南富庶之地安身立命。

大军开拔前，武昌城内遭遇大规模劫掠焚毁，数十万兵马顺着长江江面连绵百余里，沿途州县官员无力抵抗，大多选择弃城躲避或是开城接纳。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朝堂上下人心惶惶，文武百官立刻针对应对策略爆发激烈争论。

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一众官员提出，北方南下的清军才是动摇政权根基的最大威胁，江北淮扬防线兵力本就紧张，万万不可抽调部队西进，对于左良玉的诉求可派遣使者协商调停，优先集中全部力量抵御关外敌军。

可首辅马士英出于自身安危考量，坚决反对这一方案，直言清军到来尚且能够遣使议和，左良玉一旦攻入南京，自己与亲信必定性命不保，甚至当众放话宁愿君臣全部死于清军之手，也不能落入左良玉军队手中。

在马士英一再坚持之下，弘光帝最终下令调动江北四镇部分守军向南、向西布防，由靖南侯黄得功牵头，会同刘良佐、方国安等将领在长江中下游沿线构筑防线，阻拦左军前进。

这道调兵指令直接造成淮扬守备力量大幅空虚，原本用来阻挡多铎清军南下的防御部署出现巨大漏洞，为后续江北防线快速失守埋下关键隐患。

左良玉大军行至九江地界时，身体早已被常年征战与忧愤掏空，突发重病卧床不起。

江西总督袁继咸登船与其会面，反复劝说左良玉放下内部争端，调转兵马联合各方力量共御外敌，万万不可掀起同室操戈的内乱，损耗南明仅存的抵抗根基。

左良玉心中尚存几分愧疚，与袁继咸约定军队不会进犯九江城池，双方等候南京朝廷下达处置旨意。

可没过多久，江面上突然燃起大火，城中多处建筑被左军乱兵焚毁，左良玉望见火光，自知违背与袁继咸的约定，心中悔恨交加，当场大口呕血，病情急剧加重，短短数日后便在船舱内离世。

主帅骤然离世让数十万大军瞬间群龙无首，军中主要将领经过商议，推举左良玉之子左梦庚接手全部兵权，为避免军心溃散选择暂时隐瞒主帅死讯，凭借其父留下的平贼将军印继续指挥部队向东推进。

左梦庚缺乏其父常年征战积累的威望与统筹能力，麾下将士人心浮动，进军途中虽接连拿下彭泽、东流、建德、安庆多处城池，可行至铜陵一带时，遭遇黄得功率领的南明军强力阻击，先锋部队惨败，只能率领剩余人马退守九江江面，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

向东进攻南京有重兵阻拦，向西又有阿济格统领的清军逼近浔阳，南北两处都没有可供退守的安全据点，部队粮草也逐渐消耗殆尽，军心彻底濒临崩溃。

就在左梦庚一筹莫展之时，追击李自成的清军抵达九江城外，随即送来招降文书，承诺归顺者可保留原有兵马，授予各级爵位官职。

军中多数将领不愿再持续作战，加上黄澍等人从中劝说，左梦庚最终下定决心放弃抵抗。

弘光元年五月十三日，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二名总兵、十余万可战官兵前往清军大营归降，曾经声势浩大、号称八十万的左氏军事集团就此瓦解。一同被拘禁的袁继咸拒绝随同投降，始终坚守气节，后来被清军押往北方，宁死不屈被杀。

左良玉起兵东下、中途病逝、其子全军归降这一连串事件，给刚建立不久的弘光政权带来毁灭性打击。

一方面朝廷为抵御上游叛军抽调江北精锐，淮扬守备空虚，多铎统领的清军借此机会顺利渡过长江，短时间内直逼南京城下；另一方面南明损失了长江上游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原本依靠左军构建的西线防御体系彻底崩塌，各地抗清势力失去重要支撑。

原本尚有依托长江天险划江而守、伺机恢复中原的机会，却因朝堂党争、军阀自保掀起内部战乱，白白消耗有限兵力，最终加速了南京弘光小朝廷的覆灭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