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专家没说错，自从莫迪上台以来，对中国没干过一件好事，更是把印度的营商环境，搞的一团糟。他的前任辛格总理，打造出来的营商环境，在莫迪手里，彻底毁于一旦。
一家工厂最怕的，往往不是订单少，而是门口的规矩一天换三回。上午欢迎投资，下午强调审查，晚上又宣布要“自力更生”。企业拿着计算器进门，最后却捧着一摞审批表出来。印度这些年的营商故事，就有这么几分喜剧味道，只是笑到最后的企业并不轻松。
莫迪2014年执政后，高调推出“印度制造”，希望把印度变成全球制造业中心。口号很响，海报也很漂亮。可制造业不是靠喊麦搭起来的，它需要稳定政策、完整供应链、熟练工人和可预期的市场规则。
印度在基础设施、数字支付和部分产业激励方面确有进展，但行政干预不断加码，也让不少投资者心里打鼓。招商会上锣鼓喧天，企业落地后却发现，真正需要对付的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看不完的规定和等不完的审批。

转折出现在2020年。印度以防止疫情期间出现所谓机会主义收购为由，规定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原则上必须经过政府审批，中国企业自然首当其冲。同年，印度又分批封禁大量中国手机应用。
表面看，这是给中国企业设置路障。实际算账时，路障旁边站着的，还有印度本土创业公司、手机制造商和普通消费者。政策大门关得很响，产业链却不会因为一声口号，就自动产出设备、零件和技术。
印度想发展电子制造，离不开生产设备、电子元件、工业材料和工程经验。把中国资本和供应链挡在门外，印度企业就得绕远路采购，成本更高，时间更长。生产线不会研究民族情绪，只认价格、质量和交货期。
政策若总拿商业合作当临时工具，工厂就容易变成“剪彩很热闹，投产慢半拍”。今天强调市场开放，明天又收紧审批，企业自然不敢把长期资金轻易押进去。毕竟资本不是来印度参加猜谜大会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印度政府自己的经济调查后来也承认，要扩大制造业并进入全球供应链，印度很难绕开中国供应链。与其只从中国进口商品，不如吸引部分中国资本在印度投资生产，既能获得技术，也能增加本地就业。
这相当于印度官方重新按了一遍计算器，终于发现政治减法做得痛快，经济乘法却没那么好做。想把中国供应链一脚踢开，结果鞋先飞了，工厂还站在原地等零件。
2026年3月，印度调整针对陆地接壤国家的外资规则。符合条件的非控制性持股可以更便利地进入，一些资本品、电子元件和光伏相关制造项目，审批目标被压缩到六十天。
这个变化很说明问题。若原来的办法毫无代价，印度就没有必要主动松动。门没有完全打开，但门卫终于不再把每张名片都研究到天黑。印度制造等不起，产业升级更等不起。
现实还摆出另一组答案。2025年中印贸易额达到1556亿美元，中国再次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嘴上强调减少依赖，企业采购单却很诚实。
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化工原料和工业中间品，不是换个口号就能凭空长出来。供应链像水，堵得太狠，往往先淹的是自家车间。中国企业未必没有其他市场，印度工厂却可能先面对缺货和涨价。
辛格留下的经济遗产，核心不是某个漂亮排名，而是一套开放思路。1991年印度遭遇经济困难时，担任财政部长的辛格推动改革，降低贸易壁垒，放松管制，引入外资。后来担任总理，他仍强调开放市场、规则贸易和全球合作。
那一时期当然也有官僚低效、土地难题和改革迟缓，但政策方向比较清楚，企业至少知道门朝哪边开。辛格明白一个朴素道理，市场可以监管，却不能被折腾；资本可以审查，却不能天天被当成嫌疑人。
莫迪时代的问题，恰恰是把产业政策、安全审查和民族主义装进同一个袋子。补贴可以吸引工厂，反复审查却会赶走耐心；关税可以保护一时，长期也可能保护出一群离不开拐杖的企业。
营商环境不是修几条高速公路就能交卷，更不是开几场招商大会就算满分。它考的是规则能否连续，合同能否兑现，企业能否少猜政府心思。若企业每天先研究政策风向，再考虑生产计划，营商环境自然谈不上轻松。
到了2026年6月，中印关系已经回到恢复改善轨道，各领域交往逐步恢复，边境总体保持安宁。这个最新变化说明，印度最终仍要回到对话与合作。
邻国之间可以竞争，也难免存在分歧，但若把经贸往来长期绑在情绪战车上，车轮最先碾过的，往往是本国企业的利润表。印度专家的批评之所以刺耳，正是因为它戳中了这一点。
经济发展不能靠关门练内功，更不能一边喊欢迎投资，一边让资本排队猜谜。辛格时代积累的开放信用，在莫迪任内被安全化、政治化政策消耗不少，印度如今又不得不一点点修补。
中国的发展实践则说明，真正的自信不是拒绝合作，而是在开放中提高自身能力。坚持互利共赢，维护稳定产业链，为各国企业提供长期预期，才是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气度。
印度若想让“印度制造”不再只是扩音器里的热词，就得少砌墙、多修路，少打情绪牌、多算发展账。否则，想绊倒别人伸出的那只脚，最后很可能先把自己的营商环境踢得一团糟。